西北纷乱，洪承畴督边
当崇祯帝兴高采烈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他不可能想到，他所接手统治的帝国也正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时期。明帝国经过 200多年的生息发展，人口已经从建国时期的6000万左右增长到差不多2亿。这个数字从万历后期一直维持到天启末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 崇祯帝开始他的统治的时候，明朝的人口发展曲线正好处于巅峰状态的一个平台的边缘（此后由于天灾人祸，人口开始逐年下降）。这个有史以来最巨大的人口数量 （几乎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1/3）需要同样数量巨大的物质资源来维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粮食。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自然条件的变化却恰恰十分不 利于农业生产。我国的气候从14世纪起逐渐由暖变寒，到17世纪刚好发展到顶点。当时江南一带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要短10天，北京附近则要短2周左右。 这种严寒的气候对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显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祸不单行，这个严寒的时期又正好赶上近500年来3次持续干旱中年头最长的一次，特 别是黄河流域，出现了罕见的接连十几年的大旱。
严寒苦旱造成农业急剧减产，众多的人口却需要大量的粮食来维持，尖锐的供需矛盾就造成 了全国性的大饥馑。这种情况是从万历末年就开始了的，但最初社会尚能承受。而当万历年的积存逐渐告罄，人民的肚子越来越空，正好到崇祯初年的时候，全国性 的饥荒已经成为一条凶猛的怪兽，一面狂虐地吞噬着大批人民的生命，一面也把崇祯时代的社会危机推向最险恶的境地。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 的限制，这种人口膨胀与农业萎缩相结合的危机也许根本就无法克服。但如果有一个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能拿出一套比较可行的救灾保民稳定社会的办法，或许至 少可以缓和或是延迟这种危机。而崇祯时期的政府却又正好是一个极其腐败又毫无效率的政府，自最高统治者崇祯帝以下，直到各级官吏，既弄不清帝国正面临着一 种什么样的危机，更从来没有通盘考虑过对付危机的政策。他们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是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同他们一起灭亡。
全国 性的大饥馑又以黄河流域最为严重，特别是陕西、河南两省尤为惨烈。明代的一级行政区分为两京（北京，直隶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北省和北京、天津两市；南京， 直隶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13省，13省中又以陕西地域最为广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全部和青海、新疆的一部分，包 括着明政权统治的整个西北地区。这里土地贫瘠，民风强悍，在明代是个强兵勇将的摇篮，也是暴动作乱的渊薮。
西北地区自天启中叶起就连 年大旱，有些地方颗粒无收，到了崇祯初年，灾情已经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行人司行人马懋才曾经向皇帝陈奏过自己家乡延安府安塞一带的灾情："崇祯元年 （1628年）八九月间，乡民争相采集山间蓬草而食，其子粒类似糠皮，味道苦而涩，吃了仅可以勉强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食尽，则剥树皮而食，各种树中只 有榆树皮质地稍好，掺杂其他树皮，也能稍稍延缓生命。迨年终而树皮也吃尽了，只能挖掘山中的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味腥，吃一点就觉得饱，但数日以后则腹胀 下坠而死。"
"最可怜的，如安塞城西有一个粪坑，每天必有几个弃婴被扔在里面，有的哭号呼其父母，有的吃那里的粪土。到第二天，弃婴 全都死了，又有新的被抛弃。更可怪异的，年幼童稚及独行者一出城外，就会全无踪影。后来见到城门外有人用人骨作柴，煮人肉为食，才知道以前失踪的人都被吃 掉了。而吃人的人几天以后也会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于是，死尸横陈，臭气熏天。县城外掘了几个大坑，每坑可容纳数百人，用来掩埋死者遗骸。看来已经装 满三坑有余，而离县城稍远没有掩埋的又不知有多少。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在如此凄惨的情况下，人民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了。
何况，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各级官府并没有因为连年饥荒就停止征收赋税，由于辽东军事局势一直十分紧张，各地供应沿途兵马和国家的临时征派名目繁多，比平 时反而更加苛重。一位在崇祯初年做过知县的官员回忆各种临时征派时说："突然得到一件公文，要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到某营交纳。突然得到一件公文要 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到某营交纳。突然得到一件公文，要制作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到某营交纳。所有这些都不说明应在哪项钱粮中开支，日后 怎样报销核算，只是说迟误了就以军法论处。州县官吏不敢拖延，只能分派到民间。所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
一些州县的 酷吏只要完足钱粮，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每当催逼赋税的时候，总是差役四出，抓人打人，有些地方县衙大堂竟然血流满阶。连基本生存都没有保证的老百姓负荷不 了沉重的赋税，只能要么逃亡，要么死亡。但官府仍要征敛，就要由没有逃没有死的人户包下来，于是负担又要加倍，剩下的人户也只能或逃或死。如此恶性循环，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赤地千里的局面。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为了摆脱迫近死亡的命运，只得揭竿而起。
就在崇祯帝即位的那一年，陕西澄城县 的饥民因为不堪饥饿和知县张斗耀的残酷催科，用墨涂黑了脸，在山上聚众起义。饥民的首领高声问："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杀！"这样大喊3 遍，算作誓师，而后蜂拥着闯进县城，一直冲进县衙。知县张斗耀正在公堂催逼税收钱粮，见到暴动的农民们手执利器冲进来，吓得掉头逃进后衙住宅。农民们跟着 进去，把张斗耀用乱刀砍死。澄城农民这次杀死朝廷命官的暴动，通常被看作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开端。
在澄城暴动之后，西北的农民起 义更加风起云涌。崇祯元年（1628年）冬，西安府白水县王二纠合山西的逃兵举行暴动，抢掠了蒲城县的孝童镇和韩城县的淄川镇；几乎与此同时，延安府府谷 的王嘉胤、宜川的王左挂、安塞的高迎祥，巩昌府成县的王大梁，都聚众而起，攻城陷地，只旬月之间已经各自发展成数万人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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