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的用人：选贤任能 按制办事
诚然，在家国同构、"分封建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在官吏选任的问题上，必然带有封建性的诸特点，如"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的家族性，亲朋故旧、兄友师徒相互攀缘的党派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性等等。尽管科举制在基本制度上打破了上述家族性的近亲繁 殖、党派性的党同伐异、地缘性的帮派会党等陋习，但正如一位名人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不论谁当皇帝或百官之首的宰相，在用人上 都免不了上述封建制度性的痼疾，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良莠共存、好官与贪官同生、君子与小人并在的局面。特别是处于帝皇这个位置，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往 往采取忠奸并用、相互制衡的权术，明知此人不良，但为了制衡的需要而加以利用。作为封建高官史弥远，当然不可能突破其思想局限性，阴暗面必然存在。但话得 说回来，一个人能在"相"位"独"占二十几年，而社会安定，宫廷不乱，如果在"用人"上没有一套过人的本领是断难成功的。
史弥远的"用人"是否像《宋史》讲的那样"擅权用事，专任□壬"，"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呢？
在讲这问题之前，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史实：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延续二千四百多年，比西方长一倍，关键是它有一套天人感应、以人为本、政权神 权族权三合一的超稳定结构的统治制度。这套制度是在封建统治过程中不断修订不断完备的。这些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 人事组织制度等等。当然制度是要有人来维护的，官员的好坏归根结底是看你能否维护这个制度。因此考察史弥远的用人如何，首先要从制度入手，看他是否真实地 贯彻执行了封建制度。
一、坚持"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不断地向全国各地的行政部门输送新的人才
嘉定元年（1208）五月辛酉，取郑士诚等进士四百二十六人。
嘉定四年（1211）五月乙亥，取赵建大等进士四百六十五人。
嘉定七年（1214）五月乙酉，取袁甫等进士五百零四人。
嘉定十年（1217）五月甲申，取吴潜等进士五百二十三人。
嘉定十三年（1220）六月癸酉，取刘渭等进士四百七十五人。
嘉定十六年（1223）五月戊申，取蒋重珍等进士五百四十九人。
宝庆二年（1226）六月丙申，取王会龙等进士九百八十九人。
绍定二年（1229）五月辛巳，取黄朴等进士五百五十七人。
绍定五年（1232）八月乙丑，取徐元杰等进士四百九十三人。
这张统计表说明，史弥远在任相期间，尽管发生了淮东和湖南、江西等地的大规模"匪患"，发生了宋金之间的"八年抗金"与李全之乱，但每三年一次科举的制 度坚持不变，次次定期举行。这说明这个时期南宋这架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正常有序的。按照宋代的用人制度，文人取得"进士"头衔之后，都要安排到县衙里去当 官，经考核后再逐步提拔。二十六年间全国开科取士所选上来的进士共四千九百八十一人，这实际上是宁、理时期整个南宋朝廷的"干部"基础。
当然，除了上述"开科取士"的基本途径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途径，如发现优异人才，虽没"进士"头衔，但经大臣推荐、皇帝自己直接面谈后也可"赐"进士出身，作为科举制的补充，如孝宗时的陆游、理宗时的李心传等。但这不是主流，主流还是"统考"入选。
从有关史料来看，史弥远任相时的考试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并没有因为该人的"政见"不同，在答卷时大骂史弥远就不录取。井研进士邓若水和牟子才就是典型之例。
据《宋史·邓若水传》载：
登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第，时史弥远柄国久，若水对策极论其奸，请罢之，更命贤相，否则必为宗社忧。考官置之末甲。
从考官敢于把这样一个在考卷里大骂史弥远的人录取为"进士"，就说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反过来，通过这事也说明史弥远这个宰相虽权倾全国，但对人还是比较宽容的。
别忘记，嘉定十三年正是宋金之间进行战争的第四年，这期间史弥远正领导南宋军民全力抗金，这时候大反史弥远，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有牟子才，也是井研人（学于魏了翁），据《宋史·牟子才传》载：
嘉定十六年（1223）举进士，对策诋丞相史弥远，调嘉定府洪雅县尉，监成都府榷茶司卖引所，辟四川提举茶马司准备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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