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明道

唐代韩愈关于文学创作原则的命题。略早于韩愈的柳冕曾提倡文道合一，并作为君子儒的重要条件。韩愈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文章的内容，辞是文章的形式；辞与道相辅相成，而以道为主。“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而“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他对“辞”与“道”的关系，主张修饰文辞，为的是阐明道术。“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所谓“道”，即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孔子、孟子“相传之道”，这是所要建立的道统；但他又很讲究文辞，认为修辞是明道的途径，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韩愈们导的古文运动，虽说是修辞以明道，但后来道学家仍认为他更重文辞。如朱熹说：“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他本只是学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于道尔。把这个做第二义，似此样处甚多。”文学批评家郭绍虞也认为明道不同于载道，“载道则是道的工具，明道则文是道的流露，就是说，目标还重在作文，不过不作言之无物的文，而作学道有得之文罢了”(《中国文学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