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
【介绍】：
南宋哲学家，理学之心学学派的创始人。字子静，号存斋。江西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因曾讲学于贵溪象山，学者尊为象山先生。青年时主张抗金，立志习武，以图恢复。绍兴三十二年(1162)参加乡试。中举。乾道八年(1172)试南宫，中选，赐同进士出身。入仕初为靖宏、崇安主簿。淳熙八年(1181)访朱熹于南康，讲学于白鹿洞书院。淳熙十年擢为太学国子正，后升迁将作监丞。因奏陈恢复大计，为给事中王信所驳，出为台州崇道观主管，还乡居贵溪象山(应天山)讲学，自号象山居士。淳熙十六年孝宗死，光宗皇帝即位，诏九渊知荆门军。绍熙三年(1192)冬卒于任，享年54岁。著作后人编为《象山先生全集》36卷。1981年中华书局校点出版，更名为《陆九渊集》。
心即理的心学体系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开创者，他远承孟子“尽心”说，近继程颢“心是理”的命题，建立了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心学体系。他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著》)的命题(见吾心即是宇宙)。又认为充塞宇宙的万物之理即在心中。他说：“道，未有外乎其心者。”(《陆九渊集·敬斋记》)“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陆九渊集·语录》)陆九渊强调作为宇宙本体的理与主体的同一，将本体(“理”)安置在主体(“心”)之中，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书》)他的心即理的命题，不是指“理是心的产物”，而是从心和理“同一”或“合一”的角度得出来的。陆九渊所说的万物包罗在我“心”中，颠倒了“心”和“物”的关系：“心”不是反映“物”，而是“物”在“心”中。陆九渊的“心”除为宇宙本源外，又是一种伦理性的实体，伦理属性是人心的本质。“仁义者，人之本心也”。陆九渊的发明本心是一种对封建伦理道德(“义理”)的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完成的过程。
陆九渊心学修养方法，由三方面组成：①易简工夫即所谓“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陆九渊集·语录》)，通过内心“存养”而发现“本心”；②“剥落”功夫，就是指解除“心蔽”。“心蔽”有“物欲”、“意见”两种。“剥落”就是除“物欲”，扫“邪见”；③“优游读书”，把读书看做主要是陶冶性情，涵养道德的过程，而不是扩展知识、增强智慧的过程。从陆氏的心学观点看来，读书亦不可缺少，“此心之良，本非外铄。……圣贤垂训，师友切磋，但助鞭策耳”(《陆九渊集·与舒元宾》)。读书只是辅助恢复“此心之良”。
陆九渊心学方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明理、立心、做人。所谓“明理”，即是确认世界皆是“理”的产物或表现。“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陆九渊集·与赵咏道》)；“理”即是“心”，“明理”即是“立心”。所谓“立心”，即是体认万事万物皆心所生，不要执着于一事一物，要自作主宰，不受外事外物的支配。“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陆九渊集·语录》)，“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同上)。“明理”、“立心”，都要极力扩充主观自我，最后落实到“做人”。陆九渊心学的“做人”有两种意思：一是做伦理道德的“完人”，“本无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同上)。一是做独立的“超人”，成为“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同上)，如他诗中描绘的那样：“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同上)陆九渊心学的最后目标“做人”，也不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而是一个主体扩展的过程。
陆九渊认识论是其心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他否认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泉源，只要直接发明本心，就可以达到“知”了。如何发明本心?首先要使“心”与外界绝缘，“不逐物”，将人心之受外物影响而产生的“物欲”、“意见”，“剥落”净尽。他说：“人心有病(指受“物欲”、“邪说”之所昏蔽)，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同上)这就是说，人心要绝对地超脱客观世界，使之“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陆九渊竭力否认人体感官活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认为“闻见愈杂，知识愈迷”。反对人们从事实践活动，说这好像“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适越而北辕，愈鹜而愈远”。他公然主张“安坐瞑目”，常常夜以继日，“用力操存”，修心养性，使人们从“忽觉”、“猛省”的直觉的认识方法中获得“知”。虽然陆九渊认为“学”也是“致知”的一种方法，“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陆九渊集·与黄循中》)，“束书不观，游淡无根”(《陆九渊集·语录》)，“学能变化气质”(同上)，不过这种读书仅为了加强内心修养。他指出“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认为“复本心”是“本”，而读书则是“末”。陆九渊也同样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语)。对于后人所传注的儒家经典持怀疑的态度。他说：“传注益繁，论说益多，无能发挥，而只以为蔽。”(《陆九渊集·贵溪重修县学记》)有如“编《论语》者亦有病”，“《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陆九渊集·语录》)。他主张从事“古人之学”(孔孟之道)，“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陆九渊集·年谱》)。并由此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命题(见六经注我)。这是“心即理也”思想的推衍，在当时疑古疑经的思潮中起了积极作用。
陆九渊心学和禅学虽有相似和相通处，朱熹对此也批评甚多，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禅宗以“性”为“空”，“性本如空”，而陆氏的“心”是具有先天伦理道德内容并能判断是非善恶的主观意识(道、理)；禅宗最后要说明“万相皆空”，而陆九渊则要说明仁义礼智是先天本心所有。
为学的方法 陆九渊虽然强调治学方法的“易简”，但仍重视读书。在他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些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经验。①他主张：“读书之法，须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细玩味。不可草草。”(《陆九渊集·语录》)“读书当以精熟为贵。”(《陆九渊集·与胥必先》)“熟读”又必须与“精思”相辅。只有对书中的文义“穷究理会”才能领会新意。他反对读书时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盖先入者为主，如一器皿，虚则能受物，若垢污先入，后虽欲加以好水亦费力”(《陆九渊集·语录》)，因此力求领会书中原意，不可“附会往训”。②主张读书要敢于存疑，反对迷信书本，“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同上)。他认为：“古者之书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陆九渊集·拾遗》)所以他提出“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陆九渊集·语录》)。故不论是否圣人之经典，只要是合于“理”的即可取，否则，皆不可取。他说：“使书而皆合于理，虽非圣人之经，尽取之可也。”(《陆九渊集·拾遗》)这一思想有利于破除以“往哲之言”为永恒真理的迷信。③主张读书通过论辩而明是非。指出“辩论之间，虽贵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会，而亦须有惟恐我见未尽，而他须别有所长之心，乃可”(《陆九渊集·与彭世昌》)。认为论辩双方均应相互尊重对方意见，互相取长补短。④讲究“实事求是”，反对空谈虚说。认为“千虚不博一实”为学之本，见诸日用。他说：“古人皆是明实理，做实事。”所谓实理、实事“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而“闲议论实无益于己”。陆九渊的为学之方法，包含某些合理的因素。
变革主张 陆九渊认为南宋王朝公私之弊日积，指出当时社会主要有六大“积弊”：“今风俗积坏，人材积衰，郡具积弊，事力积耗，民心积摇，和气积伤，上虚下竭，虽得一稔，未敢多庆。”(《陆九渊集·与王谦仲(二)》)冗兵冗官制的腐败，危及南宋政权的存亡。为此陆九渊提出“祖宗之法自有当变者”，不同意“祖宗之法不可变”，只要“所变果善”就应该变。他对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予以基本肯定，尤其高度评价王安石的道德学问和才能：“荆公英才盖世，平日所学，未尝不以尧舜为标的。”(《陆九渊集·与钱伯同》)他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写道：“公(王安石)……英特迈往，不屑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陆九渊的这篇对王安石和熙宁变法的看法，在南宋当时非常特出，因而遭到朱熹的非议，说这篇“祠记”的作者“学问偏枯”，“见识昏昧”等。陆九渊认为社会的弊病是应该变革，但主张温和的渐变、不能变之太快，正如“大冬之与大夏，寒暑之相去远矣，而其远未始顿异。毫末之与合抱，小大之相去远矣，而其生未始顿进”(《陆九渊集·得解见通判》)。认为社会变法是一个逐渐变更的过程。陆九渊关于政治上要改革的具体主张是：①用“减租”的办法解决土地集中的矛盾，“以安民心”；②实行“社仓”、“平籴”、“赈济”等措施，以缓解民之“困穷”，主张对农民不要“竭泽而渔”；③变革“科举之法”，指出南宋之时“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驯致其弊，于今已剧。稍有识者，必知患之。……传注益繁，论说益多，无能发挥，而只以为蔽”(《陆九渊集·贵溪重修县学记》)。“今人多被科举之习坏”(《陆九渊集·语录》)，“大率人多为举业所坏”(同上)。认为真正有“非常之才”者不是从科举中选出的，“孰谓非常之才，而可以区区之法制束而取之乎”(《陆九渊集·问制科》)。陆九渊考察了汉、唐的制科，评论说：“科始于汉，盛于唐。至于我宋，其为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视汉唐有优焉，何哉?愚尝论之，汉病于经，唐病于文，长才异能之士类多沦溺于训诂、声律之间，故汉唐之制举，不可以罪法。”(同上)认为汉、唐士人溺于训诂、声律，而没有发挥他们治国的才能。宋初天圣年间实行的制科，“学术雅正，经不病汉，文不病唐。……又其图治之心锐而求才之意切”(同上)，因而人才辈出。陆九渊认为人才无世不有，“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犹是也”(《陆九渊集·策问》)。今天人才之不如古，不是未尝无才，而是“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同上)。在陆九渊看来，人才不如古的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没有很好发现、起用人才。
影响 陆九渊心学的历史作用有两方面：①他的“存心”、“去欲”观点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②他主张“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强调“人要有大志”，必须“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不可自暴、自弃、自屈”(《陆九渊集·语录》)，这些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独立思考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陆九渊在关于人的价值观问题上，力图把人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如说：“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了。”又说：“人生天地间，如何不植立?”(同上)然而就其实质言，他仍是强调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而并非强调人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的价值。陆九渊开创的心学时衰时盛，南宋中期，朱、陆并峙，但到了南宋末期，朱学兴盛，陆学衰微。元代，由于朱学被“定为国是”，“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上饶县志·儒林》)，陆学不为统治者重视，更显衰落。明中叶王守仁承继陆九渊之学而加以发展，陆王心学兴盛，形势大变。明清之际士人中有批判陆王心学的有如王夫之，也有的思想家打着心学的旗号，批判封建专制，反对崇拜旧权威、教条，客观上起了启蒙的作用。到了近代，心学又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