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介绍】：
中国现代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原名恩
，后改穆，字宾四，江苏无锡南延祥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卒于1990年8月30日。
生平 钱穆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从乡村小学教员而中学教员而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极著影响。1949年在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曾在美国耶鲁大学、马来西亚大学讲学。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博士称号。1967年后定居台北。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台湾文化学院和文化大学教授及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学术思想 钱穆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对后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历史文化观 钱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满怀“温情与敬意”，反对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历史是种经验，一个生命；民族精神即文化精神，也即历史精神。他说：“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功夫。”(《中国历史精神》)认为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指出：“近世以降，中国先学德日，后学英法美，再学俄苏，都学遍了，但都碰壁了。现应‘迷途知返’，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只有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认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必须来自自身文化系统的内部。“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国史大纲》)他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系统的独特性，反对“中国比西方落后一个历史阶段”，仍处于“中古”或“封建”诸说。主张吸收、结合世界各国文化新精神以求“变”求“新”，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抱着无比坚定的信心。把世界文化前途与中国文化参照，又认为中国文化是随着时代改变的。他指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同上)，着力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认为：“知识和权力都是生命所使用的工具，不是生命本身，只有人的道德精神，才是人的真生命，也才是历史文化的真生命。因此我们要了解历史文化，也必须透过道德精神去了解。”(《中国历史精神》)以道德精神为推动历史文化的动力和安顿人生的根据。
儒学观 研究重心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儒学史。认为中国儒学经过了六期发展：第一，先秦是创始期。第二，两汉是奠定期，以经学为主，而落实在一切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第三，魏晋南北朝是扩大期，不但有义疏之学的创立，而且扩大到史学，从此经、史并称。第四，隋唐是转进期，儒学在经、史之外又向文学转进。第五，宋元明是儒家之总汇期与别出期。所谓总汇，指上承经、史、诗文的传统而加以融汇；所谓别出，则是理学。第六，清代儒学仍沿总汇与别出两路发展，但内容已大不相同。清儒的别出在考据而不在理学。晚清公羊学的兴起则更是别出之别出。(《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重视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中的客观基础。认为儒家价值系统潜存、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系统而已。把章学诚“圣人学于众人”的观念具体化、历史化。不主张用儒家经典中的一二语来概括儒家思想，刻意研究二千年来随着社会生活客观现实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儒家文化及其价值系统。推重朱子注《四书》以取代《五经》是儒学史上一件大事。以史学的立场把儒家看成一个不断与时俱新的活的传统。对宋明儒，不仅推尊陆王的特殊贡献，尤其推尊朱熹。认为朱子不仅集理学之大成，同时也继承发展了欧阳修以来的经史文学。钱穆不仅仅以儒学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同时又对儒家抱着深厚的感情，作为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和立身行事的准则。自谓：“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阨，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宋明理学概述·序》)深信儒家价值系统对于社会与个人都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功能，不但是造成中华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仍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精神的基础。同时又指出，我们今天来讲中国文化，不能只讲儒学，宜全面挖掘中国传统。
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治学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证学。受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影响，自称因新文化运动对古学颇多“狂论妄议”，故作不平之鸣。致力于古代学术思想史之研撰，归宿在史学，以史学为经学显真是。破除门户偏见，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研究方法注重考据、义理、辞章之统一和“微观”与“宏观”统一。其宏观研究(如《国史大纲》)中有微观的根据，微观研究(如《朱子新学案》)中有宏观的涵义。更提倡小中见大、部分中见整体、繁多中见统一、流变中见贞常的方法。强调研究中的具体分析和据实分析，不主张将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经学史或儒学史化约成几个抽象的观念或轻率地“一言以蔽之”。从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文学、艺术，以至通俗思想等各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化生动具体的表现，注意各阶段的历史变动，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所激起的波澜及其最后与中国文化主流的融合。对近代以来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都有所扬弃，指出应在重视历史材料的同时，力求“把握全史”，“能具系统”，并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又“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国史大纲》)。
著述 钱穆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早年著《论语要略》、《国学概论》等，尤以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为学术界所瞩目。是篇引用大量证据，系统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所谓古文经系刘歆伪造的观点。1935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列六国世系年表，持史实依据，以儒墨两家为主，对诸子生平、师友源渊加以考订、辨伪，经排比联络，使其条贯，揭示先秦诸学派思想流变辙跡。1937年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清代汉学源于宋学，“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这一卓尔不群的观点，批评近世学者每分汉宋界限，实则“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其学术地位逐渐确立。抗战军兴，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是书1940年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还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孟子研究》等多种。去港台后，陆续出版了《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阳明学述要》、《秦汉史》、《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语新解》、《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朱子新学案》(5册)、《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8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孔子与世界文化》、《晚学盲言》等。毕生著书80余种。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见，尤其在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领域，造诣甚深。
钱穆先生的毕生全部文字，经过整理被编订成《钱宾四先生全集》，1995年在台湾出版。全集共分甲乙丙三编，54册。其中甲编为思想学术，乙编为文史学术，丙编为文化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