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 尊道隆儒崇佛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0-11-27 属于:史弥远
  •   文化教育建设是任何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关系到整个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风貌与社会稳定,关系到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所以历代的统治者对这个问题都十分注意。作为一个"独相"二十六年的执政者,史弥远当然亦不例外。

       《宋史·史弥远传》对史弥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举措与功绩一字不提,近来更有人全盘否定史弥远,说他"对国家大事,毫无建树"。其实历史的真相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由于文化教育建设包含的内容太广泛,这里我仅从"兼容并包,尊道隆儒崇佛"的角度,列举一些事实来看史弥远在文化教育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尊孔读经,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宋代的文化教育,包括宗教文化,自宋太祖开始就采取儒、释、道"三教"兼容的政策,既优礼儒士,又崇尚道教,又崇尚佛教,利用宗教宣扬的"神权"巩固 "政权"。宋高宗南渡之后,继续采取三教并存、兼容并包的政策,把儒学、道学、佛学作为国家文化教育建设的基本内容。但这条"国策"的重点还是倡导儒学, 兴学设教,培养人才,科举取士。

      在崇尚儒学方面,史弥远在任相期间,不但在人事组织上为"伪道学党人"平反昭雪;在政治上褒表老儒, 褒赠已故的道学名流,爵禄孔氏后裔;而且在学术上宣传朱熹的《四书集注》,并将它列为全国各书院的教材,把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全国各地书院共同 遵守的规范,从而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和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白鹿洞书院揭示》而言,其主张的"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 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为学之序";以及"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践其实","读书则究其理,行己则践其迹"的知行统一精神等等,七百多年来一直引导着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直到今天,不少学校仍把其中的一些论断作为办学 的座右铭。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史弥远尊孔读经、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一事,对社会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正面的,它使南宋社会 大兴读书之风,培养出许多优秀学子,为南宋朝廷的文官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过分强调"文治",他也忽视了人才培养与使用上的文武并重,结 果产生了"重文轻武",甚至"重文抑武"的思想倾向。而这种错误倾向一旦被主宰全局的"皇上"所认同与提倡,势必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里有两条史料很值得人们深思。

      1.理宗宝庆二年(1226),当时理宗才二十二岁,说:"朕观成周之制,宫中宿卫尽用士大夫,使人君目见正人,耳闻正论,所以为进德之基。西汉去古未远,尚有成周遗意,使人君得亲近士大夫,真良规也。"

      宫中的卫士用"士大夫",而不用"武士",因为只有"士大夫"才是"正人""正论",这理论实在不可理解。看理宗糊涂到什么地步!当时史弥远是辅政的宰相,理宗这种糊涂思想的产生他有一定的责任。

       2.理宗淳祐二年(1242),当时理宗已三十八岁,史弥远逝世后九年,五月己亥,淮东安抚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又言:"方 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则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愿陛下视文武为一,勿令偏重,偏则必激,非国之福。"

      余玠这 个奏言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应该说这与当年史弥远任相时期诸多"老儒"对理宗的教导有关。诚如余玠所说,当时社会把一 切从"戎"的人,不管他来自名门望族的有识之士,或来自"三考"出身的儒学名流,抑或来自乡村的英雄豪杰,一概都看成"大老粗",看成是樊哙这样的"牧 之奴"。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个社会如果对从武之人如此鄙视,又有谁愿意练武从戎呢?假如说当时史弥远在国策上提出文武并重,在全社会提倡 "学而优则仕"的同时,也提倡"武而优则仕",倡导尚武精神,从县里的"尉"官(武官)至中央的"兵部尚书"一律由懂"武"的人担任,南宋的军事力量也许 不会是那个样子。历史表明:史弥远逝世时(1223),南宋的版图完整无缺,而理宗逝世时(1264)淮南地区已沦陷于蒙古。从住户数和人口数看,史弥远 任相时,宁宗嘉定十五年,有户12669310,人口28325070,而理宗逝世时住户与人口已锐减至不到一半。据《宋史》记载:其时,"两浙、江东 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利路有户5696989,人口13026532",减少6972788户,人口15298539人。

      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儒学界过分宣扬尊孔读经、"重文轻武"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崇尚佛学,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南宋时佛教盛行,主要集中在福建和江浙地区,寺院和僧侣的数量占天下之半。尤其是福建,家有三个男人就有一个或两个出家,寺院和僧侣的数量居全国之冠。 两浙路的寺院和僧侣的数量虽不如福建那么多,但寺院也超过2200多座,其中,仅临安、台州、庆元三地就超过1300座。都城临安府有671座、庆元府 (宁波)276座、台州396座,无愧为"东南佛国"。

      佛教的寺院因僧侣修持的方式不同而分为禅寺(禅院)、教寺(教院)。禅宗各派的僧侣以修持定禅为主,其寺院称禅寺或禅院;天台、慈恩、华严诸宗的僧侣以研习佛教经典和阐扬佛教义理为主,其寺院称教寺或教院。

       为了加强对全国寺院和僧侣的管理,据宋濂《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记载,宰相史弥远于嘉定年间(1208-1224)奏请宁宗分别将十五座著名的禅 院和15座著名的教院按等级定为"五山十刹",即临安的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临安的中竺,湖州的道坊,温州的江心, 金华的双林,宁波的雪窦,台州的国清,福州的雪峰,建康的灵谷,苏州的万寿、丘为禅院十刹。临安的上竺、下竺,温州的能仁,宁波的白莲(缺一)等寺为教 院五山。钱塘的集庆、演福,湖州的慈感,宁波的宝陀(舟山普陀山,又叫梅岑山),绍兴的湖心,苏州的大善北寺,松江的延庆,建康的瓦棺为教院十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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