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孝治天下，拒不封禅
当时，各个阶层、各种学派基本上都接受孝悌伦理，具有最为普遍的意义，即所谓"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末之有也"。魏晋丧乱以来，儒家 理论受到猛烈冲击，唯有孝却更受尊崇，各朝各代统治者无不把孝抬高到至高地位，强调"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父不慈，子 不孝，骨肉相残，刻毒已极，其惨烈之状，屡见不鲜。在封建统治内部，经过实用主义改造的孝道，被扭曲以至走到反面，成为压抑甚至扼杀人性的专制政治工具。
隋朝初年，国子博士何妥当场批驳苏威道："苏威新学，非止《孝经》。顾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 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并且指斥苏威虚伪不诚，本身就不合乎孝道，岂能信任？内史 令李德林也以为，孝是人的天性，根本用不着人为地灌输说教。后来，其见解竟成为遭贬黜的罪名，文帝数落他道："朕引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
文帝曾对群臣评论苏威道："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 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然而，以爱慕名利和人格的诚信作为尺度去衡量官员，未免太过书生气了。所以，文帝对何妥所 言，一笑置之。然而，对李李德林的批评，文帝却耿耿于怀。
李德林认为孝是一种天性，确实打中要害。李德林本人，是有名的孝子，父亲去 世，他亲驾灵车，归葬故里，时值严冬，他只穿单薄的蓑衣，赤着脚，跋涉而至，让州里人感铭至深。后来，母亲去世，他辞官还乡，哀泣五天，粒米未进，因而大 病一场，遍体疮肿，几致丧命。李德林和何妥都不出身于北周。李德林为北齐名士，齐亡后入周，隋文帝赖其筹划布置而顺利篡周。何妥虽是西域胡人后裔，但出生 在繁荣的梁朝，以才学著称于世，江陵陷落后入周，大得周武帝赏识。李德林和何妥都不是反传统的偏激人物，大概他们都看不惯源于北周的军事管制体制，以及这 种社会氛围，看不起关中土生土长的政治人物狭隘的排外性和功利主义的短视。像苏威这种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人物，关中有才华的人士也不看重他，如杨素就"视苏 威蔑如也"；鲜卑贵族元善甚至当面对文帝说："苏威怯懦"，没有宰相的才具。然而，苏威主张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无所不至的干预管理，却与察察为明的 隋文帝性格相合。
苏威所主张的孝治，其实就是文帝的思想。他曾亲临国于学祭奠孔子，在隆重的仪式上，令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并结 合现实，大加阐扬。讲毕，文帝亲自为之授奖，赐绢百匹，衣一袭。开皇初年，功臣之子田德懋因父亲去世而还乡治丧，在父亲墓旁搭庐守制，哀毁骨立。文帝一听 说，马上将此事作为楷模，颁布玺书予以嘉奖道："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阐孝感，嘉叹兼深。派遣员外散骑侍郎元志前往吊祭。不 久，又下诏旌表其门间，厚加赏赐"。通过这些事例，文帝明确向世人宣告"孝治天下"的政治主张。
对于隋朝来说，贯彻孝治以期移风易 俗，成为提高中央权威的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太原文水郭俊，家族七世共居，和睦相处，据说其孝义感天，以至乌鸦都和喜鹊同巢，猪狗则互相哺乳。 地方官发现这一奇迹，上报朝廷。文帝欣然相信，特地派遣大臣前往其家慰问，治书御史柳彧则在巡省河北时，专门旌表其德。原北周治下，世族多以孝道和骑射相 标榜。京兆韦师，阅读《孝经》后，掩卷感叹道："名教之极，其在兹乎？"弘农杨尚希十八岁时，在太学讲《孝经》，让听讲的周太祖惊奇不已，赐其鲜卑姓普六 茹氏。北周在关中推行的这一套，竟远承秦国绪风。商鞅教秦孝公耕战之术，秦国丞相吕不韦总结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情之 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手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刚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 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世。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这也是隋文帝所希望达成的目标。《孝经· 广扬名章第十四》说道：子曰："君子之事亲幸，教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在儒家学说中，《孝 经·天子章第二》所谓"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韩非子曾道：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 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是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 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争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 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韩非子认为，上对下的恩爱纯属妇人之仁，只会滋长下属简慢之心，败事有余。所以，他坚决主张用威严代替 仁爱，以法、术、势临下，使之产生畏惧之心，由惧生敬，"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促也"。在其理论中，不但忠孝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片面义务，而且，爱敬之 类也不例外，由此形成极度专制的理论。
东汉时代的《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俯第五二》说道：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擞乎？故居 处不庄，孝也；亭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君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遵，灾及乎身，敢不敬乎？这种国家伦理的孝道，十分投合 隋文帝，他就曾对臣下说道："礼主于敬，皆当尽心"，要求群臣忠诚于他。所以，文帝提倡的孝道完全是国家的统治伦理，提倡臣下百姓学习的《孝经》，就是在 灌输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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