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综论》楚虽三户，亡秦
屈原
"必楚"正误
内容提要：
本文的关键问题两个：一、"南公"，何人也？"南公"即"南郡"（秦人拔郢后所建）的长者，是一个具有道家思想的群体名称。二、"三户"，何谓也？"户"与"夷"古通，义为"平"。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表现了楚人强烈的仇秦意识，热烈的爱国激情。
关键词：
南公 三户 仇秦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话，最早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向来有分歧。有的认为"三户"是三户人家；有的认为是楚之昭屈景三大姓；还有的认为是地名；而"三户"即三闾即屈原，这又是今人龚维英先生的新说。总之，分歧一直延续到现在。
正确理解"三户"，我认为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一、什么人说的这句话；二、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
什么人说的这句话？《项羽本纪》上说得明明白白，是"南公"。南公何许人？《史记正义》引虞喜《志林》："南公者，道士。识兴废之数，知亡秦者必于 楚。"《汉书?艺文志》因而断定他是"六国时阴阳家流"，并说他著《南公》十三篇。这些话把南公描绘得很"神"，"神"到完全料准了"亡秦者必于楚"的惊 人程度。这就难免不使人怀疑如此其"神"的南公不过是后人根据已成的史事而构想出来的一个虚拟人物。我认为，"南公"应该是一个群体名称。
请注意下面的史实：
《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史记?六国年表?秦表》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郢。"《史记?白起列传》也说："（白起）攻楚，拔郢……秦以郢为南郡。"
秦之"南郡"，就是楚之"郢都"。郢都之人，向称"郢人"（见《庄子》诸书）。南郡之人，自可叫做"南公"。"公"是楚人对长者的尊称。
《史记?楚世家》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白起列传》说："其明年（秦昭王二十九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于郢，东走徙陈。"
秦人攻占郢都，以郢为南郡，已经使楚人十分难堪。更有甚者，他们还烧毁、铲平了楚先王的陵墓，"若敖之鬼馁耳"。在宗法观念十分讲究的社会里，秦人的这 一手，对楚人的侮辱和打击，无疑是极为严厉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楚人创作的谣谚，其创作、传播的背景应在这里。
事实上，楚人失去郢都，一直没有甘心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着："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而秦人攻占了南郡，也一直没有轻松过。1957年12月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的秦简《编年纪》上就记载有秦始皇十九年"南郡备警"的大事。
下面，我们可以着手解决"三户"这个问题了。
"三户"的"户"是"易"、是"夷"。《楚辞?天问》里有个"有扈"，学者们一致认为是《竹书纪年》和《山海经?大荒东经》里的"有易"。户扈古为一 字，户作地名才加邑。金文"易"作"沪"，从水，右""与"户"形同。《天问》本作"沪"，讹为"户"，《史记?夏本纪?正义》就作"户"。
"户"之为"易"，古有著例。而"易"与"夷"同为支部字，可以通用。《中庸》十三章："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易去声，与险对文，故注 曰："易，平地也。""户"与"夷"声亦同。我们知道，周代属于四夷的诸侯国，国名有带族名的，如戎蛮是戎，舒蓼是舒。顾铁符先生《楚国民族述略》"南 蛮"篇云："舒、夷古同音，所以舒亦即夷。"而"舒"从"予"声，与"户"同部，故知"户"与"夷"声亦同。
"楚虽三夷，亡秦必楚"，联系到前引秦将白起攻郢、夷陵的史实，不难发现，所谓"三夷"，是对"夷陵"这件事说的。
这里必须纠正一个习惯看法。《史记》上的"夷陵"，不少人把它当做某一个楚先王的陵墓，是专有名词，其实不对。夷，平也，通常用作动词。《汉书?张耳陈 余传》说"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颜师古注："夷，平也。"又《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颜注也说："族夷，言平除其族。""夷陵" 就是平除陵墓。《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上有"烧夷陵"的话，似乎只有把"夷陵"作专有名词，充当"烧"的宾语才妥。把"夷陵"作专有名词，其实也不对。 "烧夷"可以组成复合词，仍然作动词用。《汉书?陈胜项籍列传》说："〈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烧夷就是复合组成动词的。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楚国郢人创作的谣谚，是郢人在秦将白起攻占郢都，平除楚先王陵墓，改建为南郡之后而创作传播开来的。这句谣谚，表现了楚人仇秦、反秦的强烈情绪，表现了楚人的爱国激情。
原刊《求索》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第六期转摘
我的著述生涯
——代后记
我的生活，大体按这样的轨迹在运行：买书——读书——教书——写文章、写书。一刻也没离开书。下面，就"写文章、写书"这个方面谈谈有关的情况，借句高雅的话，叫"我的著述生涯"。
一
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我很早就把自己"买书、读书"的侧重面放在《楚辞》方面，因此，写的主要是关于《楚辞》的东西。粗略统计一下，已经公开发表的，大 约超过百万字了。一百万字，对大学教授或专业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并不算多。而对我这个只有中师学历、又始终工作在中等学校的教师来说，却实在不是怎么容 易的。
《〈天问〉释义》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楚辞学论文。发表期刊：《求索》。发表时间：1981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求索》，这份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主编的学术期刊便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之下应运而面世的。她一面世，即以其正确的办刊方针和严肃的编辑作风，赢得了广大社会科学界的关注和赞赏。
那时候，我还在一个十分闭塞的农村中学教书，《求索》的创办，没听说过。老实说，即使听说了，我也未必敢稀里糊涂地把自己也不能完全拿准的所谓论文向她投去的。那么，我的论文，是怎么登上《求索》的呢？
1980年，国家招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报名了，资格预审的论文，我送的是《〈离骚〉释义》，据说评分颇高。后因有一科成绩过低而落榜，很使我伤心了 一阵子。但我并没有被落榜的残酷事实所击倒，很快恢复了常态，鼓足勇气，毫不犹豫地又走上了我一向走着的那一条艰难困苦的自学之路。不久《〈天问〉释义》 又重新整理好了，质量与《〈离骚〉释义》相当。既然《离骚》一文能获得专家的高分，《天问》一文想亦不会低到哪里去。过了几天，我便大胆地把该文寄给了湖 南师院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马积高教授，请他老人家拨冗一阅，开我茅塞。大约有半个月，马先生来信了。
易重廉同志：
惠书及大作《〈天问》释义》收到已久，因俗事丛脞，及今始复，甚歉。
今夏因受人之托，曾读阁下关于《离骚》之论释一篇，甚讶阁下僻处山村，而能博涉群书，时有会心，曾极称于当道，后闻所言不用，不胜惋惜。及读《〈天问〉释义》，益知阁下用力之勤，用思之深。又闻阁下年尚壮，而所就如此，真可钦佩。
我年少时虽曾涉猎《楚辞》，然已不留意三十余年矣，故于大作所论，不能妄加评论，诵读之余，但觉其中胜义甚多。……
大作暂存我处，省社会科学院新办《求索》期刊一种，意欲代为转去，不知可否？盼告。……
专复，顺颂
近安
马积高 11.12
从信中可知，我那篇送社科院审阅的评分颇高的《〈离骚〉释义》，原来也是马先生的抬爱。谁说"福不双至"？我这篇《〈天问〉释义》不是又遇上马先生，为马先生推荐到《求索》去了吗？《求索》倚重马先生，爱屋及乌，当然也就顺顺当当地把我的《〈天问〉释义》刊出来了。
"释义"，对《楚辞》的研究不是文学的研究，而是语言学的研究。研究古代语言，最需要文字、声韵、训诂三方面的修养。一位叫陈金生的先生看出了我这方面的"根底"，很快写了一封信给我。
易重廉同志：
素昧平生，冒昧地给你写信。我在《求索》第三期上看到了大作《〈天问〉释义》，觉得你在文字训诂之学上颇有根底，适合做一些古籍整理（标点、校勘、注释等）的工作。……
我是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的负责人，中华书局是一个古籍整理的专业出版机构，很希望物色一些这方面的人才从事这项工作，这是我写此信的目的。以上要求，你是否同意，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盼复，并致
敬礼
陈金生
81.12.11
陈先生系我省涟源人，看重我，带有关怀家乡后学的意思。可惜当时入京的手续非常麻烦，此事终未办成。
1989年9月，湖南省屈原学会在邵阳召开，我以组委会学术组的名义，电邀陈先生回乡与会，无奈又因时局关系未能成行。故我与陈先生迄今未谋一面。
陈先生看重我，与积高师抬爱我一样，都是鼓舞我在自学的道路上永不退缩、一往无前的巨大精神力量！
我在《楚辞》方面有相当影响的第二篇论文是1983年在上海《学术月刊》第五期上发表的《"乱曰"释"乱"》，也是一篇语言学论文。
"乱曰"，在《楚辞》中，还有其相似的"讯曰"、"倡曰"、"重曰"、"少歌曰"和郭沫若先生提出的"辞曰"等等。历来对"乱曰"的解释言人人殊。我以 现代科学思想系统论为指导，把乱、讯、倡、重、少、辞等文字符号看做一个系统，然后通过文字、声韵的手段，破解了这个系统的密码，指出它们统统是由一个 "申"字贯穿起来的意义链，都有"陈明题旨"与"收束乐章"的双重含义。
《中国语文》把我的论文收入当月语言学论文的要目之中。《中国语文》是全国语言学研究的最高刊物，她的态度，足以说明我这篇论文的价值。有一次，积高师对我说："上海，人才济济，你能在那里发表论文，不容易呀！"我知道，这是积高师在鼓励我。
积高师的鼓励没有白费。1986年，中南地区颇有权威的《江汉论坛》在她的第七期上，发表了我的《〈九歌〉成因新论》。这是研究《九歌》的写作背景和指导思想的，是文学的研究了。
关于《九歌》，学术界一般承认有"原始九歌"和"屈原九歌"之分（也有别的说法）。一般也承认，"屈原九歌"是在"原始九歌"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但我不完全认同。
战国晚期，社会思潮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一、人心思定，即希望安定。二、天下思一，即要求统一。统一是安定的前提，故当时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无不在积极地策划统一。至于怎么来实现统一呢？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几乎存在着一致的看法，即加强"耕战"两方面的建设。
屈原生活在战国晚期，又是一个一直在追求以楚国为统一雄主的政治家。因此，加强"耕战"的思想，也就是屈原的思想。"屈原九歌"正是战国晚期社会思潮的必然产物。
清楚了"屈原九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我断然将《九歌》划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九篇，祭祀农业生产神，与"耕"相关。这一部分为"原始"部分，只经过屈原的整理加工。后一部分两篇，祭祀战神，与"战"相关。这一部分为原始九歌所无，是屈原的创作。
我的论文，视野开阔，立论坚实，观点新颖，故发表之后，旋为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全文复印。1988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第十二期在一篇题为"近年来楚辞研究述评"上又作了详细的介绍，影响可谓不小。
我初出茅庐，发表了为数不是很多的几篇论文，却连连被一些很具权威性的刊物选目、推介和全文复印，这使我由衷地感到，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处处洋溢着看文不看人的良好风气，中国学术界的春天真正已经开始了！
1985年，我大胆地向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顶级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的《文学遗产》小心地寄去了我的论文《〈九歌?河伯〉祀主考》。 的确，我并不幻想出现奇迹。可是，奇迹终于出现了！两个月后，一张小小的"用稿通知"就从邮递员的邮包里交到了我的手上。不久，随着《文学遗产》当年第四 期的出版，我的《〈九歌?河伯〉祀主考》也就不无羞涩地站到了许许多多我认识的和我不认识的朋友面前。我不敢想象，我怎么会这么轻松地就在我国古典文学界 共同构建的这一座最为辉煌、最为宏伟的殿堂里转悠一圈回来了？我轻松吗？不，我不轻松！回头看看自己走进殿堂之前留在茫茫大地上那一长串弯弯曲曲、深深浅 浅的足迹吧，哪一个足迹里，不满满地淌着我的汗，我的泪，甚至我的血……
1986年出版的《湖南年鉴》，在"屈原学会活动"的小栏里，我与中国屈原学会原会长、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教授等排在一起，盛赞我们当年的论文"拓宽了楚辞研究的领域"。拓宽领域，我岂敢当？继续努力，是所应该。
1987年，《求索》编辑部约我写稿，我写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误》。文章不长，但却为1988年《新华文摘》第六期转摘。我原不知《新华文 摘》为何物，后来听说级别特高，文章经她摘转，不但作者身价倍增，就是编发该文的责编也会由此而获得意外的光荣的。编辑待我不薄，如果我的文章能给他们带 来光荣，哪怕是一点点，我也会十分高兴的。
1991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楚辞学专著《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出版，全书四 十五万二千字。第一次设计了中国楚辞研究发展历史的框架，也算是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吧。这部专著是省政府为召开"国际屈原学术研讨会"而从好些送审 的专著里遴选出版的两部专著之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著名楚辞学家与国外学者约一百人，可谓群贤毕至，盛况空前。我的专著，由他们带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造成的影响自是不小。
但现在看来，草创之作，存在的缺失的确不少，我自己也不大满意。稍稍可看的是唐以前部分，特别是唐代部分。唐代本是文化繁荣的时代，但"楚辞学"却相对滞后，所以我提出了"唐代——楚辞学的中落期"的观点，很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
二
我涉足中国民间文学的学习和研究，是在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楚辞不相先后。
毕业前夕（即1953年7月），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为《屈原与但丁》，楚辞方面的；一篇为《牛郎织女故事叙论》，民间文学方面的。但前一篇与茅盾先生 在《世界文学欣赏》（书名记不确凿了）一书中的一篇很相似，行内叫做"撞车"，便忍痛舍弃了。后一篇压在箱底，"文化革命"开始，托付给一个学生，总算保 存了下来。
这个学生叫马步超。我把《牛郎织女故事叙论》和另外两篇即《〈离骚〉释义》、《〈天问〉释义》自认为还有点保存价值的手稿 托付给他，也是有病乱投医，不得已而这样的。幸好步超是个十足的好人，尽管曾有领导怀疑过他，追问过他，甚至还要他与我对质，他都不承认，混过了关。"文 革"结束，便一字不少地退还了我。
面对这三份从历史的烟云中幸存下来的手稿，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抓紧修改，争取发表，不负步超同学的 一番苦心。这三份手稿，《〈离骚〉释义》作为报考研究员的预审论文，颇得好评。《〈天问〉释义》已发表于1981年《求索》第三期。剩下的便是这篇《牛郎 织女故事叙论》了。
《叙论》先未向刊物投稿，而是寄给了一位我国民间文学泰斗、北师大中文系钟敬文教授。其时，一位也非常著名的民间 文学家、湘大中文系的彭燕郊教授正在钟教授处办事，接谈之间，钟教授把我的《叙论》郑重地转给了彭教授。这一转，我与彭教授的交往，便由此而揭开了十分动 人的一页。
彭教授返湘，匆匆给我来了一封信：
易重廉同志：
今年六月在北京……钟老……将尊稿交给了我……因忙乱，至今未能细读。
省民研会办了个"楚风"，建议写些短些的，有关湖南民间文学的文章，先寄给我，我好向刊物推荐。……
匆匆祝
努力
彭燕郊
82.10.16湘大
彭教授尚未"细读"我的《叙论》，却匆匆来信约稿，估计钟教授和他谈了我的情况，使他对我有些了解。彭教授屈尊约稿，我当然只能应命。这便是1983年 发表在《楚风》第一期上的《从蚕神、紫姑到七姑娘》那篇"短些的"文章，这篇短文与《叙论》颇有关联，可以说是《叙论》的副产品，但她却是我在民间文学研 究方面先《叙论》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长约两万字的《叙论》怎么样呢？1984年3月28日，彭教授又来信了，说：
"牛女"文已刊出一小半，还有一大半今年第二期可刊出。文章很好，惜太长了。
全文共七个部分，分别从牛女故事形成的经济社会背景，王母与喜鹊在故事中的地位和"七夕"节日的演变等方面，对牛郎织女故事作了全景式的描写和全方位的论述，特别是"乞巧"与"乞子"两部分，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卑微和命运的悲惨，认识意义更大。
一份省级专业性刊物，决定分期连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长篇论文，有人说，这是奇迹；有人说，这是怪事。彭教授不管这些。他在"编者按语"里说："这 是一篇经过认真研究写出的论文。"他又在来信中说："文章很好。"好在哪里？好在"认真"。这个评语，指出了一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受用不尽呀！
省民研会在汉寿召开民间文学理论研讨会时，我与彭教授终于得以见面了，会中我们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散会那天，彭教授要他的研究生来叫我，在他住房 的阳台上，与我合了一张影。老师像一缕阳光，我像阳光下面的一棵小草；老师像一注甘霖，我像甘霖下面的一朵小花。我在民间文艺研究方面每一点点微小的长 进，都要感谢彭教授。
汉寿会议之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我的活动范围被紧紧地局限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楚辞圈内，与彭老师见面的机会少了，后来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师生情深，中心藏之，无日忘之！
也许是在古代文学和楚辞圈内活动的时间超长了吧？我突然觉得体力上有些疲倦，继而还觉得精神上更有些厌倦。于是，在我的另一位老师马少侨先生的直接指导 下，我就把方向转到民间文学方面来了。这样，好像我与彭老师又可以走在一起，晨昏相从了。但是，我的方向太偏，偏到只宜在梅山地区活动，与彭老师往往发生 "交臂"之失，留下的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遗憾。
1994年，荆州的"楚俗研究会"，我去了，提交了《梅山源考》的论文，正式宣告我研究方向的转变。
我认为："梅山"就是"媒仙"。
梅山民族是以渔猎为生活手段的苗瑶民族。渔猎用"媒"，众所周知，而"梅"与"媒"古通。又，渔猎神张五郎曾学法于太上老君，为道家弟子。得道曰"仙"，故"梅山"就是"媒仙"。
拙文入选《楚俗研究》第二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集收梅山文化研究论文三篇：第一篇，林河的；第二篇，本人的；第三篇，业师马少侨先生 的。林、马二人是梅山文化研究的重量级人物。马师没有与会，是我转告他老人家把论文寄去编委会的。我希望人多势众，营造氛围，使梅山文化的研究尽快向全国 推广。
梅山文化向全国推广的标志是1995年10月在邵阳市新邵县召开的"湖南省首届梅山文化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规模不大，但意义 却十分深远。到会的有北京师大著名民间文学家陈子艾教授、湘潭大学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王建章教授、梅山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马少侨先生等。省委宣传部部长 文选德、邵阳市市委书记周本顺也亲临指导，会议收到论文与田野考察报告五十余篇。
在会议论文与田野考察报告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 我写了长篇论文《梅山文化研究三题》，分析了梅山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梅山文化怎样完成从渔猎文化向稻作文化的过渡、梅山文化与性文化的纠葛等三个关 于梅山文化的基本问题。事实根据比较充分，理论性也比较强。1996年，论文为《民间文学论坛》第二期采用发表。
《民间文学论坛》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学术刊物，也是全国民间文艺研究的最高刊物。研究梅山文化的论文"亮相"《民间文学论坛》，我这篇《三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2000年，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为检阅文艺湘军的强大阵容，文联组织出版了一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十个方阵，一方阵十卷（即十册），共一百 卷。民协方阵六卷，五人独立成卷，六人合为一卷。我的《专辑》光荣地入选"六人卷"。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在当时的文艺湘军中占有一席地位的，一人而已。
为《文库》撰写《总序》的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文选德明确指出："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均属"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并预言：
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文部长对入选作者的评价之高，对文库问世的期望之大，可谓蔑以加矣。但我离队归队，耗时甚多，所成甚微，故这样高的评价，对我不很适用。这样大的期望，在我也只能用加倍的努力来争取罢了。
2002年2月底，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民委、省文联联合在省城召开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湖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研究会"，邀集了省内外约三十位著名专家，邵阳市受邀的有马铁鹰（系省民协副主席）与我二人。
《振兴滩头年画》是我提交研讨会的学术论文，多得老伴宁碧莲帮助。在这篇论文里，我们满怀热情地回顾了滩头年画的过去，不无伤感地陈述了滩头年画的现状，最后，对滩头年画的振兴，坦诚地提出了我们的一些经过深思的构想。有根有据，有情有理。
研讨会论文，省委宣传部决定结集出版。但我们这篇，《湖南日报?文化广场》专栏却不吝以几乎整个的版面，抢先于2003年3月16日发表了。2003年 8月，研讨会论文集《守望民间》出版，当然收入了我们的论文。2004年，《民族论坛》兴犹未尽，又在第四期上再一次全文转载。影响之大，始料未及。
原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建国在《守望民间》的《代序》中说：
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推动全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许多专家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深入的思考，加班加点，写出了二十多篇质量较高的论文。这些论 文……题材广泛，针对性强，学术含量高。……公开出版，旨在唤起全省上下对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增加紧迫感和使命感，明确努力方向和工作 重点，相信对推动这项工作会起到重要作用。
《守望民间》的《后记》也这样说：
本书所收论文，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际、政府与民间等多个层面深入探讨了我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诸多话题，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应该说，对我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研讨会之后，隆回县人民政府礼聘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专家组"成员。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隆回花瑶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的审稿会议，我也受聘为"专家评审组"成员。我为自己能为省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而颇感欣慰。
关于梅山文化的研究，一开始，我就有整体的规划。首先，我探讨的是梅山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接着，我决心对梅山文化的种种民俗事象力争 作出合符科学的诠释；然后，我将研究梅山文化特色的艺术和文学。滩头年画就属于这个领域。当然与梅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其他问题，也都包罗在我的视野 之内。
我迄今已发表了民间文艺的论文近五十万字，今后也不会轻易放弃。
三
《楚辞》和民间文学都是文学，不过是两种非常专业化的文学，是我研究的重点。但是，除了重点之外，我还研究过另外一些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者、文学现象。
这一点，与"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很有关系。
省古典文学研究会是省内高等学校与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的学术性组织。1983年10月，桑植会议之前，师大马积高教授、湘大羊春秋教授即指示研究会秘书处邀我与会，并在会中介绍我加入了这个学会。
桑植会议确定了湘籍古代作家为省古典文学界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重点。事实上，桑植会议的邀请函上早把这个重点通知了所有会员。
由于我对省内古代作家不甚了解，接到邀请函后，很久找不到研究对象，十分尴尬。后来，忽然想起在武冈二中读过清末武冈诗人邓弥之的《白香亭诗草》，印象 不错。便决定以邓为对象凑一篇论文与会。但那时我已调往隆回一中，图书馆没有邓的书，难以动笔。于是便向邵阳市二中的少侨师求助，少侨师打听到市图书馆可 以借阅。暑假有空，便住在少侨师家里，仔仔细细地把邓诗读了一个痛快，也读出了其中的韵味。回到隆回，写好初稿，题曰"试论邓弥之的爱国诗歌"。但急就章 而已，质量不敢保证。想来想去，又想到了邵阳师专中文系的张玉玲师。因把初稿寄上，请求玉玲师修改，并一厢情愿地请求玉玲师修改后具名合作。
1987年，玉玲师与我又同时接到省书院研究会的通知，我们商定，还是拿邓弥之这篇论文去交差。不过，题目改为"论城南书院‘异才’邓辅纶的爱国诗歌" 了。加"城南书院‘异才’"六字，是让论文与书院研究的主旨关合得更紧些，余则一仍其旧。1988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书院研究》，我们的论文侥幸 入选。玉玲师与我的合作算是有了结果。
我第二次参加省古典文学研究会是1990年9月，会议在常德澧县举办，故中心议题为唐末澧县诗 人李群玉。我的论文《李群玉与楚骚意识》指定在大会交流，但我不善在许多同行专家前讲话，故表达得不理想。好在论文已印发会议代表，看过的人都觉得选题新 鲜，论证也有理有力。学会理事会换届，我被选入理事会。一个中学教师出任以高等学校教师为核心的学术组织的理事，按理来说，并不常见。
我的论文谈了楚骚意识表现在李群玉身上的三个方面：一、与屈原一样的参与意识。二、与屈原一样的反抗意识。三、与屈原一样的处浊世而葆芳洁的意识。最 后，根据唐代楚辞学中落的情况（见拙著《中国楚辞学史》），我特别肯定了李群玉学习楚骚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认为应该置他于李白、李贺、李商隐三大李姓楚骚 诗人之后而合称为"四李"。论文至今未曾全文发表，但我提出的观点明确写入了1990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年鉴?学术会议》栏，与公开发表相当，我满 足了。
1993年，全国咏史诗暨胡曾学术讨论会在胡曾家乡邵阳市召开，我因公未能与会，但我还是应傅治同教授之请转去了提交大会的论 文《浅论胡曾咏史诗对罗贯中编写〈三国演义〉的影响》。会议论文由邵阳学院学报择优发表，拙作见当年第四期。会议主持人傅治同教授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 上的《闭幕会上的讲话》写了这么一段：
易重廉先生则把诗同小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了胡曾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我不是胡曾研究专家，选择一个人人心中似有、人人笔下决无的角度切入，写出特点来，也许是一个"偷巧"的办法，但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傅教授的评说，不为无见。
接下来，另外两位名人魏源、蔡锷的研讨会也都在他们的家乡邵阳市召开，由于得地利之故，两次国际性的研讨会都给我发来了邀请函。
魏源主要是一位思想家，但我还是坚持对他主要作文学方面的研究。我的论文《佛老与魏源山水诗》，首先，介绍了山水诗与佛老的历史联系；接着，指出佛老对 魏源思想的渗透；然后，抓住魏源山水诗所表现的佛老影响作尽可能恰当的分析；最后，肯定魏源山水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我的研究，主要是魏源的文学作 品，但处处也紧紧联系着魏源的思想。日本著名魏源学者藤间生大教授来信说，我研究魏源山水诗的观点，他已在《近さに在りて》上向日本作了介绍。
蔡锷则主要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但我避开这两个方面，主要去研究他的诗词联语。对蔡锷来说，诗词联语这些文学作品，无论如何只能是小而又小、微乎其微的"余事"。但是，一滴水也可见太阳，小中见大嘛。
我就蔡锷的诗词联语写了两篇论文：第一篇《蔡松坡与毛泽东诗词联语之比较研究》，第二篇《蔡锷诗词联语考辨》。第一篇送大会交流，郭汉民教授有评论（见大会论文集《综述》）如下：
蔡锷与毛泽东是产生于湘中地区的两代伟人，都喜欢"在马背上"哼诗，在政余属对，蔡锷登岳麓山上，"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毛泽东站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易重廉对蔡松坡与毛泽东的诗词联语作了比较研究，揭示了湘籍两代伟人之异同。
《蔡锷诗词联语考辨》是一篇资料性的文字，一一考证、辨析了蔡锷流传在各种文献或亲朋口中的诗词联语，搜索比较完备，考辨比较精确。时间和精力花了不少，不过离尽善尽美的要求恐怕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俟诸异日吧。
两次会议都出了论文集。《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1995年，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蔡锷新论》，199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论文，分别收入两个论文集中。《蔡锷新论》我还是编委之一。
大家一定不难发现，上面这些古人，没有一个不是湖南人。这当然与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号召研究的方向有关。大家同样不难发现，上面这些古人，除李群玉外，还全部是邵阳人。这无疑与我长期工作在邵阳有关。怀化生我，邵阳养我，我理应对邵阳作一份回报。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有热爱祖国的思想，也有放眼世界的胸怀。我研究文学，目的只在促进祖国文化的繁荣昌盛。
上个世纪50年代，敦煌曲子词曾一度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这些曲子词，从敦煌的石窟里一露面，就被几个外国人连骗带哄地抢了去。抢去之后，还狂妄地认为： "中国学"里的一门新兴的"敦煌学"也随同他们一起到了国外。承王重民先生费心，这些曲子词才终于以影印的形式回到了祖国。但原件是手抄，抄手欠高明，错 误特多。展卷阅之，难以终篇。
怎样使敦煌曲子词的本来面貌真真实实地恢复过来，使敦煌学扎根中国，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一 项极为神圣的使命。不揣浅陋，我自觉地分担了这个使命的一小部分：订正文字。只有文字得到了准确的订正，曲子词的本来面貌才可能原原本本地恢复。曲子词本 来面貌恢复不了，谈何"敦煌学"在中国扎根？1987年，我的《〈敦煌曲子词集〉校补》在《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初步证明了我在订正文字方面的实力和 已取得的可喜成绩。
在我之前，国内学者如孙贯文、刘盼遂、孙楷第、窦作哲、俞平伯、杨殿珣、任二伯、龙沫勋、蒋礼鸿、夏承焘和王重民 等，都对敦煌曲子词的文字作过订正，成绩不小。上面这些学者，好些声名卓著，号称大师。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跳过去，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多么地艰难呀？但 是我努力了。前辈专家、大师慷慨地把他们的肩膀给了我，作了我垫脚的基石，我万分地感谢他们！
下面，谈谈《苏轼创作思想中真有所谓数学观念吗》这篇曾经在我学习游泳的海边掀起过轩然大波的论文。论文是针对华东师大著名教授徐中玉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一篇论苏轼创作思想的数学观念的大文而写的。
我的论文也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时间是1982年。我在同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与徐教授意见相左的论文，引起徐教授的稍稍不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早已 虑及，故主标题之下，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向徐中玉先生求教。"大凡与人讨论问题的文章，副标题一般作"与×××商榷"，表示身份相等，水平接近。但我 自视学养浅薄，没有资格与徐教授"商榷"，故只想"求教"，能得到徐教授的教导是一种幸福。
回忆起来，我与徐教授在创作思想中的数学 观念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点上：徐教授认为一作家的创作才能可以用数据表述出来，另一人根据这个数据便可以创作出与前一作家同样水平的作品来。我则认为一 作家的创作才能数据，另一人借鉴可也，照搬却不行，因为创作是最忌雷同，最忌依葫芦画瓢的。至于文学与数学有没有关系？徐教授说有，我也没有说无，意见一 致。
既然这样，我那篇论文又怎么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浪来呢？问题出在《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
《文艺理论研究》收 了我向徐教授求教的论文，便在1983年第二期上公布了涵清先生辑集的一个专题资料，"美学、文学和数学的关系"。不指名地责备我"不顾事实"、"目空今 古"、"令人诧异"等等。紧接着，第三期上便推出了陆海明先生的大作《美不可以数取吗》，正式与我"商榷"。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自然不能不站出来答辩： 《析〈美不可以数取吗〉——再论苏轼的创作思想与所谓数学观念问题》。论文由《文学遗产》转给《文艺理论研究》。《研究》收到我的答辩，作出两个异乎寻常 的处理：一、将我的论文退到我所在的隆回一中党支部，建议党支部对我加强教育。二、立即停止"美学、文学与数学的关系"的讨论。第一点我可以接受，党的教 育无所不在，没什么可怕的。第二点我有点想法：编辑部发动的本是一场很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如果真能讨论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结果，那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 无疑是一大贡献。即使我的地位如何卑微，我答辩的论文如何荒谬，对讨论的正常开展并不会有多大影响，没有必要非中途停止这场讨论不可。唉，人微言轻，再提 也过去了。
上面，我从楚辞研究、民间文艺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著述情况。现当代文学我也有所涉猎，发表过研究鲁 迅的论文。近年对著名军旅散文家杨闻宇也发生过兴趣，《试论杨闻宇的历史散文》，发表于《西北军事文学》2005年第二期。另一篇《杨闻宇笔下的女性世 界》被杨闻宇用为自选集《只有香如故》的《代序》，2009年由长江出版集团出版。
一个中等学校的教师，无法有自己的期刊发表作品。 我的作品的发表，仰仗于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期刊的特别关注。是这种关注，使我的百来篇论文源源问世。也仰仗于一些出版社的加意照看，是这种照看，使 我的专著、专辑顺利地出版。当然，我所在学校的一些领导和同事如钟葵生、莫良斌、贺菊元、吕永忠，特别是刘光仁等都给过我不少切实的帮助。
但是，由于大家都了解的原因，我即将出版的这部小书，我所得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帮助却比过去不知要大到哪里去，多到哪里去了！
我这人有点像《红楼梦》里的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一个中专老师，却要出版著作，而且，还定下几条不知高低的要求：一、必须是全国著名的出版社，而 且业务与我的著作内容对口。二、不要我买书号。三、不要我销书。这样的出版社能够在哪里找得到呀？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我居然找到了！她，就是我们家乡的 岳麓书社。
与岳麓签具出版合同的时候，我实在说不出多少话来。我心里涌动的只有两个字：感激。感激两位责任编辑为了尽可能减少拙著的 疏漏与错误，他们既牺牲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更付出了超常繁重的编辑劳务，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奉献精神，真使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我也感 激为我的著作出版而奔走鼓呼的许多老朋友，特别是陈初旭先生。还有在邵阳工作过的周玉清同志（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副书 记）。他日理万机，却一刻也没有忘记离他很远很远的一位瞎搞所谓著作的老老师。每念及此，感激莫名。
玉清同志又拨冗为拙著题写书名，使拙著增色不少。恩师张玉玲早已作古，我选了老人家的一篇遗文作代序，算是聊表一点点对恩师多年培育的感激。当然，我还要深深感激我们的党，没有党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让我以这部小书作为献给党的微薄礼物吧！
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完稿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修改
二一二年七月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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