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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死亡之谜 刘厚总为什么要杀害项英?

1941年3月13日,大雨滂沱,项英、周子昆一行由田坑向濂坑方向转移,项英不慎跌落溪水,通身湿透,当他走进一个小村庄,在一处草棚里升起火,刘厚总把项英的一件坎肩在火上烘烤时。觉得这件坎肩为什么如此沉重,尔后他摸到坎肩里面缝着金条。刘厚总知道,在突围前,供给处把所有的经费分发给个人,作突围之用,至此,刘厚总思绪的脉络开始混乱并诱发了他杀人的初念。3月14日凌晨一点,当项英、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在泾县赤峰山蜜蜂洞中熟睡之际,刘厚总抽出手枪对准项英、周子昆和黄诚扣动板机,把他们杀害了。刘厚总面对惨烈的现场,沉思了三个半小时,才打开项英和周子昆的军衣,把他们带的法币、金条拿出来塞进自己的怀中,尔后又把他的手表、手枪、派克笔搜出来戴在自已身上,共计劫掠法币2.46万元、派克金笔3支、赤金9两、手枪3支、金壳表一块、钢壳表一块、怀表一块、大烟土一块(周子昆的药用品)。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0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零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零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刘厚总(1903—1952),湖南省耒阳县曾家冲人,出身贫农;1926年参加农民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副官;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3月14日,他在泾县茂林蜜蜂洞将项英、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等开枪杀害,然后下山投敌;后被关押在重庆,1948年被释放,他潜回江西省新余县,1952年7月被捕,同年8月,这个可耻的叛徒在江西南昌被执行枪决。

1943年 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

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同年5月10日,刘厚总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

这个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尿堆​。

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

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一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刘厚总对此欢喜不已,决定在盐铺好好干下去,安安静静地度其余生。[3]

1952年7月,在全国公安系统​的统一布置下,新余县公安局开展户口​核对,对每户的主要人员历史加以核查。本来,公安人员已在“兴记盐店”核查完毕,正要转到旁边一户,忽然,有个公安对从店外走过的一个人喊道:“黄局长,你到哪儿去?我们在这儿哩。”那人闻声走进盐店,对核查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同志们辛苦。”

这个被称为黄局长的,正是年初才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分管户口核查​。他与几位检查人员聊不多久,看见了正在忙碌的刘厚总,心中不觉一愣,感到此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一时想不起来。他立时把陈次兴叫过来,问了一些情况。黄宜蕃听说这个店伙计并非本地人,加重了心头的疑惑,然而经验告诉他不可打草惊,便不再问了,若无其事地离开。

真是冤家路窄。这个黄宜蕃不是别人,正是14年前周子昆的警卫员!那时候在皖南云岭,同在一个军部,哪天不要见到刘厚总几回?虽然过了12年,刘的外相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脸型和身架变化不大,仔细看还是认得出来。黄宜蕃回到局里,越想越觉得此人就是刘厚总,他立时找到局长,讲了情况,局长同意:马上逮捕、审讯,不要让他溜了。

翌日一早,7月28日6时左右,黄宜蕃带着十几个公安人员,将“兴记盐店”包围起来。店门打开后,黄用枪对着刘厚总的胸口:“刘厚总,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我不是刘副官,你认错人了。”刘厚总连连摆手,矢口否认​。

“哼,刘厚总,别装蒜了,你说我是谁?”

“你,你是……”刘厚总盯着黄宜蕃,心里紧张地思索着,但他无论怎样也想不起这人是谁。

“我,我是周副参谋长的警卫员!”黄宜蕃一声断喝:“你真的不认识?好好看看我吧!”

刘厚总闻言,心怀恐惧地“啊”了一句,随即面色大变,两腮的肌肉微微颤动起来:“你,你……”

“把这个可耻的叛徒捆起来!”随着黄宜蕃的喝令,早已上前的几个公安人员一把扭住刘厚总的双手,用铐子铐上,立时押回县公安局审讯。

原新四军代理军长、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3]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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