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中国“五四”以来新教育的发展(包括革命根据地教育的发展)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直至建国初期，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自1951年5月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曾提倡过“新武训精神”的陶行知也备受株连，其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都受到了攻击与批判。1951年8月27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正式揭开了批判的序幕，陶行知也开始由“一个无保留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一变而为思想上尚未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代表和典型。这一时期，批判的矛头直指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斥之为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由于所处的政治环境，1951年开展的那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谈不上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争鸣，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由此蒙受了不白之冤。1957年以后，开始有人提出重新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问题，还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以本来面目。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专门举行纪念陶行知先生90诞辰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讲话，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称赞他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的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邓颖超的讲话正式在政治上为陶行知平了反。此后，安徽、上海、江苏、四川和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985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遂成为中国教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而伴随着各地“学陶、师陶”活动的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更在当代得到了推广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