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哈多格之争

1931年10月，甘地(Mahatma Gandhi)在一次圆桌会议的公告中，引证“亚当报告”(1835)的统计结果，认为，1931年的印度文化教育水平与100年前相比，不是进步了，而是在倒退，意在批评英印政府对印度教育的忽视。而哈多格则于1935年在伦敦大学的讲演中反驳这一观点。两人还通过书信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多种形式对印度本土教育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状况进行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亚当报告”有关资料和内容的评价上。一些印度学者也参与了这一争论，史称“甘地一哈多格之争”。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亚当报告”对19世纪初孟加拉学校数量的调查统计结果。“亚当报告”认为，当时孟加拉共有10万所学校，几乎平均每400人就有一所学校。而哈多格则认为，“亚当报告”所述的10万所学校是一个虚构的数字。他对“亚当报告”所述地区的教育状况的重新统计表明，当时事实上只有4828所学校。二者相差如此之大，事实上是由于二人对“学校”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造成的。“亚当报告”对当时孟加拉普遍存在的家庭和私人教学机构极为重视。在19世纪初，在这些机构接受教育的儿童数比学校学生数高5倍，一些阶层的儿童几乎全是在家中接受教育，一些村子里的有文化的人还免费提供私人教育；牧师在普及初等教育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富裕阶层的人士认为送子女到公立学校有失身份而去聘请家庭教师。哈多格对家庭和私人教育则不以为然，把在当时大大推动了初等教育发展的这类教育机构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识字率。根据1921年的普查结果，印度全国的识字率为7．3%，而根据“亚当报告”的统计，19世纪初孟加拉的识字率就已达到5．8%，比1921年的7．3%略少。二者对比，人们对1921年的识字率水平极为不满。但哈多格及其追随者认为，“亚当报告”的计算方法有误，“亚当报告”把成人识字状况分为6大类，最后一类指“能辨认和书写自己名字的人”，哈多格认为这些人不能列入识字者的范围，因为根据1921年的普查标准，识字人口是指能阅读和写作书信的人口。

甘地－哈多格之争，虽集中在“亚当报告”的内容方面，实则是对当时印度教育发展水平的争论。这次争论进一步引起了印度各界对初等教育发展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