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教育会议召开

19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期，联邦政府似乎要资助公立学校。为此目的，1881年提出了“布莱尔法案”(Blair Bill)并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但是，每次都遭到了众议院的否决。到1890年，南方人业已明白无法指望联邦政府资助教育了，他们也看到了北方教育的进步。1898年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卡彭·斯普林斯(Capon Springs)召开了第一次南方教育会议，以后每年开一次。

这或许可以看做是新教育觉醒的开端。南方在1900年已经具有了公立教育的基本法律、官员和组织机构，这次觉醒则是为这部机器提供燃料和润滑剂并使它运转起来的一种努力。

南方教育会议的基本观点来自于北方人阿波特牧师(Edward Abbott)。像许多北方人一样，阿波特的兴趣是一种对于黑人和山地白人教育的慈善家和传教士的兴趣。第一次南方教育会议的召开促进了基督教教育。以后的会议则把它的范围拓宽了，更具世俗色彩，重视黑人和白人，特别是白人的一般文化教育。

这些会议很快便以南方教育会议而闻名，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为南方人所控制。为了产生一个永久性的机构，1901年成立了南方教育委员会。在两次会议的间歇期间，雇了一个代理人来工作。但是南方教育会议和教育委员会没有多少经济来源。两年后，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加入了这一运动，普通教育委员会建立，继续推进这一工作，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全美国促使教育向所有人开放。南方从中得到了更广泛的益处。

南方教育会议的主要价值在于激起了人们对教育的兴趣。各州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教育运动，有些州一直持续了若干年。公立教育的每个方面都得到了讨论，如学校资助、延长学期、扫盲、教师训练、建筑、图书馆、农村一体化、中学以及包括在现代所谓“基础教育”之中的各方面问题。许多基金会，如皮博迪、斯莱特(Slater)、京士(Jeans)、费尔普斯－斯道克斯(PhelpsStokes)以及罗森韦尔德(Rosenwald)等，都与南方和普通教育委员会合作。

这一运动所激起的兴趣也增加了教育中公共经费的总量和比例。南方人认识到慈善家，即使是最有钱的慈善家和最富有的基金会也不能使所有的儿童都受到教育，必须找到各种方法来增加南方财富，把北方大公司正在赚走的财富留下来，并获取联邦资助。只有通过这些手段，南方农村的儿童才能得到提供给纽约或加利福尼亚儿童的同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