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威尔士州实行《公立学校法》

新南威尔士州对教育问题的争论比其他殖民地更为热烈，不仅是因为天主教徒的比例比其他殖民地要高，而且也是由于该州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错综复杂。

新南威尔士州依据1866年《公立学校法》建立了教育委员会，由它管辖所有的州助小学。该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是亨利·帕克斯，秘书长是威廉姆·威尔金斯，他们是州立学校的坚决拥护者。该委员会有维持四类学校的义务，它们是公立学校、认证教派学校、临时学校、半日制学校。起初几年里，委员会致力于收回对不尽如人意的教派学校的财政支持，尽可能为认证教派学校创造与公立学校一样的条件；它还致力于增加公立学校的数目，通过建立临时学校和半日制学校发展农村教育。认证教派学校的数目从1867年317所减至1872年211所，学生人数的比例也从以前的55%减少到委员会许可的38%以内。

随着反天主教情绪的增长，世俗主义原则也得到发展和承认，但1869年选举时，宗教势力仍很强大。天主教会继续维持着教育委员会认定为非法的教会学校。尽管天主教社区市民对天主教教育表示冷淡，但天主教独立小学的数量仍有所增加。1872年，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有所变化，委员会在关闭教会学校事宜上变得消极观望，1872年5月，帕克斯就任首相后，教育委员会的政策趋向于温和。为了在选举时得到支持，帕克斯这个以前反对教会学校的竞选者，在任职后竟和天主教区选举的组织者爱德华·巴特勒(Edward Butler)达成秘密协议，因此，帕克斯在削弱天主教教会学校问题上提出了反对意见。

不断改进的社会条件为学校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1866年，帕克斯声称，由于政府尽职尽责，10年来在道德和社会进步上所取得的进展要比以往殖民地时期取得的进展要多得多，50年代不稳定的社会状况已被更稳定的社会所替代，人民生活稳定，男女性别趋于平衡，中产阶级在增长。稳定的社会状况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而教育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稳定。成长的中产阶级促进了新教伦理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高涨，1867年，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威尔金斯婉转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州立学校的教师应培养高尚的道德和价值观，应形成有条不紊、整洁、文明的行为举止，培养对财产、公众及个人权利的尊重，培养守法意识，有效利用时间，具有博爱、勤奋、自立的品格，以及诚信、温和等美德，这应在教师行为举止中得以体现。正如1868年一份文件中所指出的：我们把教育看做是一种抗毒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们具有愉快心情，并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

1872年末，新南威尔士州首次试图取消州政府对教会小学的财政支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维多利亚州已通过并实行了“免费、义务、世俗教育”的立法；其二是威尔金斯已作出决定，禁止天主教徒利用教堂作学校办教育，但威尔金斯受到了议会的批评。1872年7月，W．福斯特(W．Foster)也作出了取消政府对教会学校财政支持的决定，但以失败告终。

虽然取消州对教会学校资助的建议都以失败告终，但人们的情绪已被激起，改革的行动仍在进行。1874年9月，《悉尼晨报》的记者詹姆士·格林伍德(Jame Greenwood)组织了“公立学校联合会”，目标是建立一个“国民、免费、世俗、义务”的教育制度。联合会清楚地表明，世俗和义务教育就是要拒绝设置圣经课和禁止传教士进行教派教育。

在1874～1875年度的选举中，教会和报界被迫表明自己的立场。公理会、浸礼会、长老会、卫理公会都表示支持政府取消对教会学校的资助。英国国教会观点不一，但大部分人仍坚持政府应对教派学校给以财政支持，还于1874年10月成立了“国教会保护联盟”，以反对“公立学校联合会”，赞成1866年教育法规定的学校制度。天主教也反对取消政府的资助，天主教《自由人杂志》指出，如果改革者执意孤行，我们只有用自己的钱建立和维持教会学校，以保证我们的儿童能上这样的学校。《悉尼晨报》则反对州政府对教派学校的资助，认为学校间的竞争制度是不公平的、无效的，所有学龄儿童都应受共同的教育。

教育改革的动因除了有世俗和宗教的冲突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例如，艰巨的工作压力使教育委员会对半日制学校的管理十分困难，1876年委员会建议由公共教育部来管理公立学校；再如，入学人数的变化也提醒人们应以立法的形式来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经济状况的改善也支持教育改革，由于出售土地和贷款使政府收入激增，1875年政府承担了建立新州立小学的全部费用。职业的变化也促进了教育改革，作为在澳大利亚出生的新一代青少年，他们很少进入劳动力市场。1877年，关注雇用童工的特别委员会建议，禁止使用童工，所有儿童应接受一定量的教育后才得被雇用。交通的改善，特别是公路、铁路的延伸，使农村地区也有条件实施义务教育。另一个促进教育改革的因素是要为中上层阶级的子弟开办学校教育，他们对接受中等教育和文法教育具有更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