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问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郑观应(1842～1921)于兴办实业的同时，详论时政，在《易言》的基础上扩写成《盛世危言》一书。《盛世危言》实际上是郑观应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详论时政文章的汇编，共收录正文104篇，分富国、开源、强兵、节流四部分。中心思想是“富强救国”，认为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上下同心，教养行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基本观点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以商立国，以商为本，与外国资本主义开展“商战”的道理，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必须有政治制度的保证，还必须有足够的新式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因此，关于广设学校，学习西学，改革科举和教育制度等与教育有关方面的议论成为《盛世危言》的重要内容，且多集中在《考试》、《学校》、《西学》等篇目中。《盛世危言·考试》篇认为，科举考试专尚制艺，“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以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分列两科，首科“考经史、策时事、判例案”，然后考“西学”。录取标准为“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材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定额数”。同时还主张仿照泰西(指欧洲)格式，培养文武人才。变书院为学校，设立分高、中、初三等包括普遍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在内的完整的三级学校系统。《学校》篇认为，“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主张广泛创设学校，传授西学。并详细介绍了西方近代学校规制，较早介绍了西方学制，提出改革中国学制的建议。《西学》篇视西学为医治我国“危疾”的良方，认为西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类，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工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做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重。同时还提出“合而言之，则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进一步发展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强调学习西方，主张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的语言文字。《盛世危言》成书时间，正是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因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至于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印2000部散发大臣阅看，而都中求者仍络绎不绝。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纸亦宣传《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指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盛世危言》促进了清末思想解放和维新变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