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辩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道德行为与功利关系的论辩。义，指言行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利，指利益、功利。义利之辩发端于先秦时代。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标准，同时反对超越等级名分的不义之利，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并进一步要求“见利思义”，以义节制人们的欲利之心，从而揭开了义利之辩的序幕。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谓“非其义也，非有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把“利”看成是“仁义”之大敌，置“利”于与“仁义”不能相容的地位，把两者之间的对立绝对化。但是实际上孟子也并非真的不讲利，“未有仁而不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正是把“仁义”看作是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荀子从“性恶论”出发，认为人生而有好利之心，必以礼义为节制，“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篇》)。墨家主张“贵义”，认为“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又强调“义，利也”，以“国家人民之利”为“义”的准绳，即“义利双行”。也就是说“为义”须以客观的大利为前提。因此，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自己的政治活动目标，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用功利主义的原则解释“爱”，认为“爱”的本质就是“利”，而“利”应该包括利人与利己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爱人者，人必而从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爱”就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法家提倡功利主义，管子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同时还提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即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韩非子重功利而薄仁义，主张“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韩非子·奸劫弑臣》)。到了汉代，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见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主张人们只需求义，而不必去理会利，以义代利，完全否定了“利”，把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宋以后，义利之辩几成为教育上的中心问题。北宋程颐认为，“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二程遗书》卷十六)。南宋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则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章句集注》)。叶适反对程朱之说，主张平等地看待义利二者的地位，主张义利双行，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三)。清颜元则与董仲舒的论点针锋相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