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己之辩

中国古代关于个体与社会群体关系的论辩，发端于先秦时代。“群”，也作“兼”，指积极地服务于集体与他人。“己”，也作“独”，指消极地维护个人的利益。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早已认识到人的类本质，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孟子也认识到了人的类属性，提出“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人先天所具有的仁义、礼智之道德品能。荀子明确提出了“群”的概念，主张“明分使群”，提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荀子·王制》)认为人力气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牛马却为人所使用，就是因为人能“群”，能自觉地形成一种有分工、分职业、分等级的社会组织，分工合作，协同行动。但“群”又必须依靠“礼义”来维护，即“礼义以分之”。可见先秦儒家是从礼义道德本性控制人的类本质，主张“兼”，以维护社会集体和他人利益。因此，儒家主张“为已”，即个人着重进行道德、知识等各方面的修养，以便更好地为集体、为他人服务。《大学》也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认为“大学之道”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个体明德的基础上教化民众，使全社会都达到至善的境界，也即为社会集体和他人服务，维护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同时，《大学》也指出个体修身的最终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显然也是为社会集体、他人服务。儒家还主张“克己”，即克制自己的欲望，顾全大局，服从社会集体和他人利益。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尚书·大禹谟》主张“舍己从人”。《礼记·坊记》则认为君子当“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但是儒家又主张根据民势审时度势，可兼则兼，不可兼则独。孔子提出“笃行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其态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孟子主张“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道家则不重视“群”，也不主张“兼”。杨朱主张“贵己”、“重生”(《吕氏春秋》)，“拔一毛可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庄子主张超脱世俗、他人，提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墨子、宋钘强调利群、利他主义。墨子甚至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为而为之”(《孟子·尽心上》)，并且与弟子们日夜奔波，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求世济民。到了北宋，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主张“民胞物与”；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则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