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儒学
秦统一中国后至东汉王朝衰亡时期的儒家学说。此时期的儒学标志着从先秦子学进入了经学时代，是儒学史上的一大转变。
历史背景 秦汉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采纳法家路线，统一了中国，建立起秦王朝。由于他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排斥私学，焚书坑儒，秦时儒学遭到了沉重打击。秦王朝又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不久，便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在陈胜起义时，鲁国的许多儒者，因怨恨秦始皇焚书事，执礼器往归陈王。孔子八世孙孔鲋曾为陈王博士，死于陈下。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凭借农民起义的形势，又建立起汉王朝。汉初的统治者汲取了秦王朝因推行法家路线而灭亡的教训，一方面提倡黄老之学，讲清净无为，与民生息；另一方面又扶植儒学，令叔孙通为汉制礼仪。汉武帝即位，招纳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用公孙弘议，设五经(见六经)博士，大力表彰儒学，并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从此兴盛起来，终于从过去民间的私学转变为官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学在汉代的兴起，是同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和发展相适应的。
儒学与经学 从汉代开始，儒家尊奉的典籍即六艺，被称为“经”，意即永恒的普遍的真理。从而涌现出一大批经师整理、注释这些经过秦火焚毁后余留下的典籍。汉武帝时，又立五经博士，凡通晓一经一艺者，即可在朝廷为官。先秦儒家解释六艺的学风，到汉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经学。经学的形成是秦汉儒学的一大特征。《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记载了汉代经学著述的概况。其中除有关六经的著述外，还将有关《论语》、《孝经》和《小学》的著述，纳入经学的范围。照《六艺略》所著录，西汉时期关于六经的著作有47家，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学系统。其对经典的注释，大都寻章摘句，字字诠释，而且愈来愈繁杂，如班固所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从而形成了经学中的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
汉代兴起的经学，就其所传授的本子说，又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指依当时经师口授并以汉代隶书体写成的本子而传授经书的学派，古文经学指依先秦文字如篆文写成的本子而传授经书的学派。两派所传授的经书内容、篇数以及文字，并不尽同。其学风也不一样。今文经学派解经，重章句，阐述其中的微言大义，并联系当时的政治，随时抑扬；古文经学派则重训诂，尊重经书中的历史事实，不赞成附会今人今事，尊古之风较浓。因而在汉代又形成了古今文之争。今文经学家，受到朝廷的重视，列为学官，而古文经学除平帝时外，始终没有取得官学的地位，流为民间的私学。今文经学成了汉代官方的学术代表。在汉代出现了一大批经学家，如毛公、伏生、孟喜、京房、何休、马融、郑玄等，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注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汉代的经学流派，除今古文外，还有齐鲁之别。孔子死后，其弟子分散于各诸侯国，孔学从鲁国又传到齐国。齐鲁两地，在战国时代已成为传授儒学的中心。汉初的经师大多来源于齐鲁两地，其对六艺的解释，并不尽同，于是又形成了齐学鲁学。
汉代的经学，就其对六艺和《论语》的解释看，也有自己的特点。无论那一派都视六艺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认为孔子倡导的修己治人之学皆本于六艺。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儒林传》)因为视六艺为经，不允许对经文有异议，否则便被视为离经叛道，遭到谴责。但可以对经文做不同的理解。因此，汉代经师们，各依其传授的师法家法，通过对经文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政治观、社会伦理观、史学观以及文艺和美学观，如《易》学中的太极说、卦气说，《诗》学中的六义说(见诗有六义)，《书》学中的五行说，《春秋》学中的三世说(见张三世)等，构成了汉代儒学思想史的内容之。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孔子的评价问题。今文经学派的大师董仲舒，依《公羊春秋》义，宣称孔子奉天命作《春秋》，为汉王立法，从而视孔子为“黑帝之子”，将孔子神化。此种解经的学风，到西汉末年，形成了谶纬之学，以种种神话和呓语解释六艺。纬书的出现，表明今文经学走上了神秘化的道路。而古文经学派如西汉的刘歆和东汉的王充都以孔子为人、为学者、为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反对神化孔子。对孔子和《论语》的解释，经学内部存在着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歧。
儒家思想 在秦汉时期，还有一批儒家学者和思想家，并不埋头于章句之学，而是阐发先秦儒家的传统，著书立说，构建其思想体系，其学说成为此一时期儒学的另一重要内容。《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儒家》所著录的著述，代表了这一时期作为子学的儒学思想。从儒学思想史看，这部分儒学思想也有其历史特点，总的倾向是，吸收了阴阳五行家、法家或黄老道家的观点，来阐发孔孟和荀子的思想，而不是墨守先秦儒学的窠臼。其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哲学、社会政治学说、伦理学、历史学等领域，其代表人物有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桓谭、张衡、王充、班固、王符等。其思想和学说在汉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德法观 汉代的儒家学者大都卷入了关于德治和法治问题的辩论，此是基于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而展开的。儒家学者皆认为秦王朝二世而亡，根本原因是由于不施仁政，而推行法治造成的。如贾谊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论》)董仲舒由此得出结论说：“王者从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关于德教和法治的关系，贾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主张德教为本，法治为辅。董仲舒宣称阳德阴刑，亦是此意义。汉武帝时，法家桑弘羊同儒家文学贤良之上，围绕盐铁官营问题，展开一次大辩论。儒家主张“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盐铁论·本议》)；“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盐铁论·刑德》)；认为法治只是对德教起辅助作用。在儒家看来，法家商、韩的理论，教民趋利避害，“人与人为怨，家与家为仇”(《盐铁论·非鞅》)，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故王充指出：“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论衡·非韩》)，批评了韩非的暴力论。
天人观 汉代的儒家大都参加了天人问题的辩论。此问题是由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哲学引起的。他依《公羊春秋》义，宣称“大一统”乃汉王朝的历史使命；从而炮制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以观天人相与之际”为其学说的最高宗旨。他恢复了意志的天和主宰的天，以天为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天的意志，认为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都是按“天志”而变化，宣扬一种伦理的目的论的宇宙观。他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学说，作为其宇宙论的间架，并将阴阳和五行概念伦理化，提出阳尊阴卑、阳德阴刑、阴者阳之合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等命题，认为天时节气变化的法则以及人道之三纲皆出于天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从而为汉帝国和封建等级制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根据。董氏的天人之学，将先秦时期的天人之辨引向了天人一类说和天人感应论，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代表。相反，古文经学派中的哲学家，如扬雄、桓谭和王充等，一方面坚持了先秦儒学中无神论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尖锐地批评了今文经学中的目的论。如王充，依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提出天人异体说，反对了天人同类说和天人感应论，断言自然现象的变化，无人的意志和意识，对人类无赏罚的意念，打击了董仲舒的谴告说。他还依孔学的“死生有命”说，将人的生死贫富等遭遇归之于所禀受的元气成份之不同，断言同人的道德才智无必然联系，又以自然命定论的形式，反对了天命福善祸淫说。从而在天人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心性观 儒家各派还讨论了人心和人性的问题。关于人性，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即圣人之性本善，不待教化；下等人之性，不堪教化；中民之性，有为善之质，经王者之教化，方谓之性善。他融合了孟荀两派的人性论，为汉王朝推行德教和法治提供理论依据。刘向提出“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荀悦：《申鉴·杂言下》引)；至扬雄则提出性善恶混说；王充又主性有善有恶说，皆具有折衷孟荀两家人性论的倾向。这是同他们推崇德治而又不废法治的观点相适应的。关于人心，今文经学派则以圣人的智慧为天之所赐，如《白虎通义》所说：“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圣人》)，宣扬神而先知先验论。而古文经学派中的哲学家则反对此种先验论。如王充依孔子的“思而不学则罔”的命题，提出实知说，主张“圣人须以耳目定情实”(《论衡·实知》)，又宣传了唯物主义经验论。
损益说 关于社会制度的变化，孔子提出损益说。今文经学派依此，提出更化说，如董仲舒宣称，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必须改正朝号、历法以及衣服的颜色，但大纲人伦之道以及政治教化，则不能改变，所谓“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依今文经学的一质一文说，认为一个时代的制度和风尚，久则生敝，物盛则衰，时极则转，“承敝易变”乃历史之必然，从而以“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古文经学派的扬雄提出因革相成说，认为“可则因，否则革”(《法言·问道》)，继承和改革不可偏废。王充则提出齐世说，认为一个时代的风尚虽然有盛有衰，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总是后世胜于前世，现代优于古代，从而驳斥了“尊古卑今”的复古主义。汉代儒家关于人类社会前途的辩论，探讨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法则，为后来儒学历史观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历史地位和影响 秦汉儒学，就经学史说，确立了五经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儒学成了经学附属品，并且开创了以注疏经典阐发自己观点和学说的传统，其影响深远。由于经学同仕途相融合，使儒学官僚化，对古典的研究转向烦琐的经院主义和盲目崇拜的信仰主义。经学作为儒学的一种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又起了禁锢作用。就思想史说，汉代的儒学存在着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歧。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神秘主义，在理性主义思潮的抵制下，未能使儒学变成宗教，终于走向衰亡。儒学中的理性主义成为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