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解诂序》

阐释《春秋公羊解诂》撰写宗旨的文章。东汉何休撰。《序》中指出：孔子依据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之史实作《春秋》，意在褒贬是非，赏善罚恶。这本是当世之急务，体现了孔子的高尚人格和博大胸怀。后世传注、传授《春秋》的人非止一家，但却出现了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譬如，诸侯专擅没有受到应有的谴责，令人迷惑不解。甚至还“有倍(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就是说有的人甚至违反《经》、《传》的体例，随意阐释，曲为解说。这种势头形成之后，即使受到诘问仍广征博引，以求自圆其说。“是以讲诵师言至於百万，犹有不解”。有的人时而掺杂一些嘲讽的辞句，有时援引他经错乱本义，有的失其句读，有的以无为有，极其可悯可笑之处，不可胜记。郑众、贾逵之辈倡导古学，推重左氏，主张“公羊可夺，左氏可兴”。何休恨先师戴宏“观听不决，多随二创”，即多随背经违戾之论，而有“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遂略依胡毋生条例，“隐括使就绳墨”而成《春秋公羊解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