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有论》

西晋裴頠批评贵无论的文章。载《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其所谓“有”，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其中包括名教、事功。“崇有”就是注重客观事物，维护名教，勤于政务，重视事功。魏正始时期，王弼创贵无论玄学，旨在名教与自然的结合。魏晋之际嵇康、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至西晋元康时期以王衍为代表的放达派进一步向“任自然”的方向发展，专以放达为务，不遵礼法，不理政务，贵无贱有之风弥漫朝野。《崇有论》为纠正玄学流弊，力图从理论上批驳贵无论，论证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万物“自生”“济有者皆有” 认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即总括万物存在的本体是“道”。万物皆是“自生”，无不能生有；万物以其不同的形态分为不同的类别；又以其变化感应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出规律；每一事物皆偏而不全，须凭借外在的条件而存在；条件适宜又符合人的愿望，事物才能和谐有序。“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社会的等级贵贱也是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下自然形成的。他认为为了维护等级制度，保持社会上欲望和得失的平衡，圣人制定政治原则、道德规范，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斯圣人为政之由也”。以上内容，裴頠认为都是以有为体，“济有者皆有也”，“虚无”、“无为”不能治理国家。结论是：“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所能循也。……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贵无论产生的根源及危害 裴頠认为人有欲望是为了“宝生”、“全生”，但欲望膨胀，就将“失生”，走向反面，破坏社会的和谐。人们看到这个弊病，提倡贵无，有其合理之处。老子的本意也是“存大善之中节”，以无为词，旨在“全有”。但如视其为“至理”，“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他认为管理社会必须用名教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提倡“贵无”、“贱有”，则只能破坏礼制，使社会陷入混乱。“贱有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裴頠对“贵无”思潮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亦做了抨击，认为朝野上下竞谈虚无，把不理政务，不讲廉耻、操行都视为雅远、旷达，必将使名教和社会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

影响和评价 《崇有论》是一篇政治哲学著作。从政治上讲，他批评贵无论造成的危害，是合理的。从哲学上讲，否认有无的对立统一，又失之片面。学术界过去一般都认为《崇有论》是与玄学思想相对立的，近人研究提出，“贵无”、“崇有”之争是玄学内部的争论。裴頠的思想虽有片面性，但是挽救名教必须肯定名教，其思想不违背玄学本旨。裴頠的这一思路成为尔后玄学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