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人性中的先天的天地之性与后天的气质之性。北宋张载提出的两种人性的范畴。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天地之性最初指自然界的本性，如子产所说：“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后来天地之性混同于《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有了人性论的意义。王充说：“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论衡·本性》)张载继承并改造了前人的天地之性的思想，又提出气质之性这一范畴，企图回答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争论。张载认为，人性有两层，一是天地之性，一是气质之性。所谓天地之性即是太虚之气的本性，太虚之气凝聚而为人、物，所以太虚的本性即是人和万物的共同本性，“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正蒙·诚明》)。太虚之气清澈纯正，“参和不偏”(同上)，因而所构成的人的本然之性，也是至普的，“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同上)。气质之性是指人在生成之后，由于禀受阴阳二气的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本性，“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同上)。气质之性对外物有所追求，张载又称为“攻取之性”。他说：“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同上)攻取之性是人性中恶的来源。张载主张改变气质之性，回到天地之性，他说，虽然“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但“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张载集·气质》)。通过学以变化气质，从而恢复人本来的善性，即天地之性。

张载以人性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学说，结束了历史上人性善恶问题的争论，把中国古代人性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赞扬说：“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人未经说到，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张子全书》卷二朱熹注《正蒙·诚明》)朱熹继承了张载的思想，但又有所不同。张载的天地之性是指气的本性，朱熹则认为天地之性就是理。朱熹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九)明代以后，张载、朱熹的思想，不断地受到一些思想家的批评，如罗钦顺、王廷相、颜元、王夫之、戴震等，从理气为一物的观点，反对“离气言性”，认为“言心、言性、言天，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