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教》

清代章学诚撰写的史学论文，分上、中、下三篇。约写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道光十二年(1832)作为《文史通义》内篇一之第一篇于开封刊印，正式公之于世。

《易教》讲述《易经》的教育，作者阐述了其对《易经》起源、成书及性质的基本看法。章学诚以为，易象亦称周礼，其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非圣人以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谶纬术数，以愚天下。他描述了《易》的成书：“今观八卦起于伏羲，连山作于夏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则连山、归藏不名为《易》。”但文王未尝得位行道，故不能谓之作《易》以垂政典欤。八卦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商道之衰，文王与民同其忧患，故反复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为创制。“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进而，章学诚对《易经》的性质做了阐述：“《易》以道阴阳”，为先王之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体现了“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六经皆史的一贯思想。在《易教》中，章学诚还通过对《易》义的诠释，肯定了《易》所记录的政典、制度，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尽管有其一定的继承性，但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必然发生不断的更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宪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易》始羲农，而备于成周。宪始黄帝，而递变于后世。”他举周公制订的《官礼》为例，说明它的产生虽鉴于夏殷，而必“折衷于时之所宜，盖有不得不然者也”。并说：“由所本而观之，不特三王不相袭，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最后，章学诚强调了《易》在六艺中的重要地位：“上古圣人开天，创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与造宪，同出一源。”“《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辞通于《春秋》之例。”“《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君子于六艺，可一以贯之。提出了“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的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