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儒学及儒学研究

近现代儒学及儒学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儒学及儒学研究。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近现代儒学面临严重挑战，从而需进行自我改造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

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西方思想文化较前更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西学的传入，使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经历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同时，又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危机。为此，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救亡、变革的同时，肩负起了文化改造的历史重任。

儒家派别及其理论和主张 在以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改造的历史任务面前，儒家各派又有以下不同的主张。

宋学派的经世致用说 在鸦片战争前后，汉学日趋衰微，宗程朱的宋学有所复兴。当时大力提倡宋学的是唐鉴，追随者尚有倭仁、曾国藩等人。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唐鉴强调儒者除立身守道外，尚应重视“辅世”、“救时”。他不尚空谈，重视躬行，在当时曾产生过一些好的影响。但以倭仁为代表的一些人，则着重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对辅世、救时拒绝采用新的手段，拒绝学习西方有益的文化。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些人，对客观形势的变化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主张在固守圣人之道、纲常礼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工艺技术，建立近代工业，即在辅世、救时上采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这一主张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虽一再强调圣人之道不可动摇，但实际上对传统儒学的某些观点已有所修正。他们力主学习西方工艺技术，显然有悖于传统儒学不可“用夷变夏”的旧说。他们学习西方之“器”，虽然是为了保卫中国之“道”，但实际上是强调和提高了“器”的地位，客观上冲击了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

维新派的今文经学 在中国近代，最早明确主张对儒学进行改造是戊戍时期维新派的康有为等人。他们改造儒学打出的旗帜是“孔教复原”，即恢复孔子和儒学的原貌。他们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学说，干预时政，主张变法维新。今文经学遂得以复兴，风靡一时。康有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著作，利用《公羊传》的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说法，为变法维新运动张目。康有为公开宣称，古文经乃是西汉末学者刘歆出于辅佐王莽篡夺汉朝政权的需要而伪造的，根本不是儒家真经，而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它的出现和流传，就使孔子学说的精髓长期湮灭无闻，贻害无穷。他又认为，孔子学说的宗旨和精髓在于“改制”，六经乃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圣贤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这样，他们就重新塑造了孔子的形象，把孔子打扮成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家，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传统儒学做了如是改造。

维新派出于政治的需要，对传统儒学实行尊孟抑荀。因为孟子曾说过民贵君轻的话，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所以尊孟。因为荀子尊君，所以排荀。对于宋明理学，他们大都崇陆王而贬程朱。为了改造传统儒学，他们除援佛入儒外，更大量地把西学引入儒学。他们将西方的进化论与儒家的变易思想、三世说相结合，提出一套进化史观。将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儒家的大同学说相结合，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又将西方的博爱、平等说引入儒家的仁学。但是，他们所做的援西学入儒学的工作是粗浅的，而且充满着主观附会。

维新派对儒学改造的最终归宿并不一样。康有为神化孔子，将儒学宗教化，要求把孔学定为国教。而梁启超则反对神化孔子，并逐渐对孔子和儒学有所批评。

国粹派的古文经学 继维新派之后，出现了国粹派，其主要成员是章炳麟、刘师培、邓实等人。他们在政治上多属革命派，在经学上多属古文经学派。在政治思想和经学思想上与维新派都是对立的。他们宣传儒家重夷夏之防的思想，借以鼓吹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认为古文经优于今文经，并通过为古文经辩诬，批驳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以反对改良。针对当时不少人“醉心欧化”、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他们在不否定西学的前提下，提倡保存“国学”、“国粹”。

国粹派对孔子的态度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孔子集国学之大成，其地位可与黄帝并列，乃中国之魂。章炳麟虽是清代古文经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晚年也以儒学为归宿，但他在20世纪初年却尖锐地批评孔子和儒学，并明确指出提倡国学并非尊孔；又认为国学尚包括诸子之学，故将孔子列入诸子行列。还有人认为，儒学自古分为两类：一是关心国计民生的真儒之学，一是谄媚君主的伪儒之学。前者是国学，后者是君学。对于真儒之学应作为国粹来发扬，对伪儒之学则应抛弃。国粹派的影响是复杂的。以保存国粹来说，它同西化派是对立的，但章炳麟等人对孔子的尖锐批评又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反孔思潮。

当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 自从20世纪初梁启超、章炳麟公开批评孔子后，在中国思想领域逐渐兴起了一股批儒反孔思潮。这股思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后来人们通常以“打倒孔家店”概括之。经过五四运动，孔子声望一落千丈，尊孔为人诟病，儒学日趋衰微。此后，虽还有人提倡尊孔读经，却再也无法重新树立儒学的独尊地位。孔子儒学如同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成为人们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再是崇拜的偶像、迷信的教条。这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

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同时又出现了全盘西化论，儒学遇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已是日益枯萎。在这种形势下，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当代新儒家。他们的根本宗旨是复兴儒学以摆脱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其方式是融会中西、实行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他们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强调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认为民族的振兴本质上应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他们更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不同的文化传统不能简单替代，又认为儒学不仅是中国的民族文化，而且它包含着具有普遍意义的“恒常之道”，因此它同时也是世界的。并由此断言，儒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仍将发挥巨大作用。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当代新儒学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对立的。当代新儒学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认为哲学的功能不在于提供某种具体知识，而在于塑造人的心灵，提高人生境界。道德主义是当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把儒学形而上学的重建看做儒学重建的核心。在这方面，他们直接继承了宋明的心性之学。虽然，在当代新儒家中有崇尚程朱的，但多数人则更推崇陆王。

当代新儒家也承认传统儒学中有迂腐、过时的东西，因此，他们所提倡的儒学复兴，其基本方针是“返本开新”。所谓返本，就是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发扬儒家的心性之学，肯定儒家的“内圣”之道；所谓开新，就是克服传统儒学的不足，特别是在“外王”方而的不足，将儒家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即所谓由心性之学的“内圣”，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

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历程：第一阶段，开启了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代表人物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第二阶段，致力于寻求中西文化、哲学的结合点，代表人物为冯友兰、贺麟、钱穆；冯、贺曾从西方哲学中寻找方法来改造中国哲学。第三阶段，提出了“返本开新”的纲领，其思想体系体现了中西哲学、文化更全面的融会，代表人物为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当前高举着当代新儒学旗帜，活跃于学坛的是杜维明、蔡仁厚等人，正在围绕着“返本开新”的使命，进行新的开拓。

数十年来，当代新儒家风起云涌，发表宣言，著书立说，做了很多努力。但他们复兴儒学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当代的社会现实，将不会选择儒学作为主导思想。

儒学研究 这一时期，儒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关于清代儒学史史料整理的著作，有唐鉴编撰的《国朝学案小识》(又称《清学案小识》)，由徐世昌主持编撰的《清儒学案》等。有关清代儒学史、学术史的专著，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关于中国儒家经学史的专著，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等。关于中国儒学史的专著，有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胡适、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也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儒学史做了新的整理说明。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则对现代新儒学的前期发展做了初步总结。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儒学进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周予同的《群经概论》，可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继续对孔子儒学展开研究探讨，有所创获。但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儒评法”运动，则属歪曲历史，影射现实，无科学性可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使儒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论著不断发表，学术活动空前活跃。1984年成立的中国孔子基金会，是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该会编辑出版了《孔子研究》杂志和《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并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促进和推动了儒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