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儒学研究

中国港台地区从事儒学研究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1949年前后由大陆转去港台的一些老一辈学者，这部分人70年代以后多相继故去；二是50年代后成长起来且多有留学欧美之经历的较年轻一代的学者。台湾官方哲学，以继承孔孟道统相标榜，但其思想较为繁杂，且更多地是着眼于为现实政治做论证。就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倡导而言，港台儒学大致可归结为以下3种取向。

归宗孔孟的“正统儒学” 以台湾孔孟学会为中心，以孔孟学会第一任理事长陈大齐等人为代表，以宗奉“孔子思想的根本大义”，揭示孔子思想的本来涵义，反对把孔子思想欧化、西化为职志。主张对孔子思想当加以区分：“其根本大义，真可谓万古长新，其细微末节，则时移势易，不一定为现代所适用。”(陈大齐：《平凡的道德观·序》，台湾中华书局版)认为只有孔孟儒学才代表儒家的正统思想，而宋明理学则偏离了“正牌原版的孔孟大道”，人们“把已走样的宋明理学当作原版的儒学来崇奉，那就是表错了情，耽误了事”(张起钧：《树立大有为的思想》，台湾《中央日报》1984年7月)。儒家的基本旨趣是刚健有为、“济世立群”，深受佛家影响的理学家们则片面地“把人生的重点放在内在修养”方面。先秦孔子儒学“本极平实近人”，后来的宋明理学受到佛家影响，“才大作玄言，好作形上之论”(同上)。认为孔子思想“以仁义为主干”。“仁义”的意义“为适宜的爱”，“因其以爱为因素之一，故不尚苛刻，又因其以适宜为因素之一，故亦不尚放纵”。“仁义不纵容罪恶，且亦不废弃刑戮”(《平凡的道德观》)。此派学者以“正统儒家”自居，以还孔子思想之本来面目为学术宗旨，其儒学研究虽然在视野、方法上亦不能完全摆脱西方思想的影响，但不以“融会中西”相倡导，且批评当代新儒家学派是“吸取西哲精华美化宋明理学”。

新儒学研究与现代发展 海外学术界通常称宋明儒学为“新儒学”，此用法在港台亦较为通行。60年代中期以来，港台在新儒学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一些著名学者如钱穆、方东善、牟宗三、黄公伟、范寿康、吴康等都有专门论著发表。这其中又可区分为两种：一是以研究者的面目出现，立足于梳理、诠释宋明儒学的理论学说；二是着眼于“接着宋明理学讲”，并借宋明儒学阐发自己的理论学说。由后一种取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新儒家的当代新儒家学派，主要以唐君毅、牟宗三及其弟子们为核心，以早年的新亚书院、《民主评论》和创刊于70年代与80年代中期的《鹅湖》、《法言》等杂志为阵地。当代新儒家在理论取向上明显区别于以陈大齐等人为代表的“正统儒学”一派：首先，当代新儒家肯定宋明儒学乃是顺承孔孟所开启的精神方向发展而来，把儒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之故，他们以宋明儒学为儒家思想现代发展最为切近的“源头活水”；其次，融会中西，通过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诠释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是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理论特征之一。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等，都是此方面的代表作。

天主教儒学 西方天主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台湾辅仁大学为中心。此派代表人物当首推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台湾中国哲学会会长的大主教罗光。他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包括300多万字的《中国哲学思想史》。天主教儒学注重发掘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宗教信仰的层面，以便与天主教信仰相沟通。罗光认为：“天主教所信的天主，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天上帝，即是中国民间所信的上天。”“孔子信天，孟子信天，孔孟都相信天命。汉朝的学者和宋朝理学家没有不信上天的人，只有人不信鬼神。”(《中国哲学的展望》，台湾学生书局)他们批评现代的儒学研究者们多把儒家思想内在化、人本化、世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