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生卒】:1893~1988

【介绍】:

梁漱溟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中国现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农历九月初九日,卒于1988年6月23日。

生平 梁漱溟出生于北京世宦之家。1911年上半年加入京津同盟会,投身革命。不久因失望于政局,醉心佛法。1916年发表《究元决疑论》。1917年应蔡元培聘,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前后由佛归儒。1920至1921年在北京大学和山东济南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遂因是书出版而名噪一时。1923~1924年在北大讲授《孔学绎旨》。1924年夏秋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曹州办学。20年代末至抗战前夕,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抗战期间曾去香港创办《光明报》。1946年年底回重庆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闭门著《中国文化要义》。1950年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直到逝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学术观点 梁漱溟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二是人生问题。梁氏自谓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而他的第三期思想,1918年前后即已开始。

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把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在人生态度上的不同,看做文化路向的根本差异。西洋人肯定现实生活,持奋斗的人生态度,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逐求为其根本精神,在功利竞争中不免有精神生活上的苦恼与烦闷。中国人肯定现世生活而融融自得,持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重在精神生活的道德意义和价值,而以向前逐求为戒。印度人否定现世生活,持出世的生活态度,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要求脱去此世界,取消此生命。三家文化的路向根本不同。梁漱溟认为:“由于问题浅深之不等,其出现于人类文化上实应有先后之序。从而人类文化表现,依之应有三期次第不同。”(《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根据经济、科学、哲学种种变迁的动态,预言西方将逐渐由向前的态度而趋于中国人持中调和的态度,且最后将更进而趋向印度人向后的路向。因此,现在是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将来是中国文化翻身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其后则是印度文化翻身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重在解决人对物(自然)的关系,发展出人的功能性的聪明才智(用),促成“理智”的高度发达,但将人局限于与物“有对”之境,执着于单面地“向外”发展,不能超越功利,解决人生意义和精神无着落的问题。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很早就发现了人类的本质,同时导出比西方更为人文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重在解决人对人(社会)的关系,开展出人的本体性的美德(体),促成包含知情意的生命“理性”的全面发达,将人生从“有对”中超脱出来,进入浑然与物同体的“无对”之理想境界,反身“向内”发展,突显了人的生命存在、生活理想的多层意义与价值。梁漱溟也考察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近代文化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律和科学的问题,也批评了中国文化“政治伦理化”、“权力一元化”、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和情感需求的负面性,但认为究其原因是中国文化的“早熟”。梁氏认为“中外之异”并不是“古今之别”。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特殊性、个性,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只是百余年之事,不能因此而否定它自身的特点和优长,更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普遍的尺度加以衡量。

生命哲学 梁漱溟把文化系统的区别归结为生活路向、人生态度的不同,进而又归结为民族“意欲”的不同。“意欲”是一种生命精神、生活动力,是大要求、大潜力。梁氏反对把生命和生活单面化、机械化、钝化、理性化、工具化,认为除了理智,生活更重要的是情感、直觉、情趣、冲力,生机盎然,生动活泼。梁氏强调“尽宇宙是一生活”,“生活的根本在意欲”。他说:“‘现在的我’,大家或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物质一相对待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儒家孔颜的生活,是一种超功利的“无所为而为”的生活,不管得失成败利钝而无时或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觉使然也。这就是仁,是孔颜乐处。“孔学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所怕理知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同上)梁氏又以“刚”字统括孔子全部哲学。“刚”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它是自内里发出的,直接从情感来的。“刚者,无私欲之谓”。“仁”和“刚”都是一种道德直觉。梁氏肯定生命的能动性、创造性,认为直觉体认一种有意味的精神、趋势,实是一活形势,不同于呆静的感觉和固定的概念。梁氏认为,与感觉、理智不同,直觉沟通内外生命,超越主客二界,当下地会悟自我同一,直接把握内在的精神生命即是最高的宇宙本体。梁氏肯定“附于理智的直觉”,认定“中国生活是理知运用直觉的”。

儒学观 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地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儒家孔子之学不是外在知识之学,也不是哲学玄想,而是在他自身生活中勉力造达一种较高境界的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不妨称之为人生实践之学,即力争人生在宇宙间愈进于自觉、自主、自立、自如之学。孔门之学原是人类“践形尽性”之学。盖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得到人心充分见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尽性云者,尽其性所可能也。此学要在力行实践,以故后儒王守仁揭举知行合一之说,不行不足以为知。梁濑溟说:“孔门之学岂有他哉!唯在启发各人的自觉而已。从乎自觉,力争上游,还以增强其自觉之明,自强不息,展转前进,学问之道如是而已。”(《东方学术概观》)“人有无私的感情存于天生的自觉中。此自觉在中国古人语言中,即所谓良知,亦或云独知,亦或云本心者是已。自觉能动性为人类的特征,表现出至高无上的主动精神。但人们却可怜地大抵生活在被动中:被牵引,被诱惑,被胁迫,被强制……如是种种皆身之为累而心不能超然物外也。自觉能动性是无时不有的,无奈人要活命先于一切,不免易失而难存。所以良知既是人人现有的,却又往往迷失而难见,不是现成的事情。孔门之学就是要此心常在常明,以至愈来愈明的那种学问功夫。”(同上)儒家慎独“修身”功夫,即是让人们反躬隐默地体认,自觉此自觉。梁漱溟认为,孔孟之道自有其真,中华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寖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梁漱溟主张复兴儒家孔子的活的精神。

著作 梁漱溟的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东方学术概观》等。梁氏全部著作约400万字,现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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