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回忆在“华会”讨论山东铁路问题经过

出处：按学科分类—交通运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第494页（3760字）

【事件内容】：

在召开华盛顿会议十一二天之后，当一系列较简单的问题还未解决完时，我们在讨论中途突然提出了铁路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又牵涉到许多难题。首先，在要求日本人阐明观点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愿在最初中德铁路协定的同样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只是按铁路贷款协议，进行接管，并且取代德国的地位，整个行政管理权名义上保留在中国人手中，实际上由日本人控制。在旧的贷款协定中，铁路公司总裁一直是中国人，但实际则有一名德国总工程司，一名德国车务总管和一名德国总司计管理整个铁路公司。另一难题是关于在他们所谓的铁路区内，护路的铁路警察问题。第三个难题是开发铁路区域内的矿藏问题。日本在铁路问题上以及与其他有关的几个方面的立场坚持不变。他们无疑确信会得到巴黎与伦敦的支持。英、法最后采取这样的立场，由于山东以前一直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胶东与山东省的领土权应当归还中国，而日本继承德国的一切经济权利，不仅是铁路，而且包括整个山东省的经济权利。我利用同其他三个代表团谈话的机会，强烈反对这个方针。当时我告诉他们，不仅日本的政治与领土兴趣对中国的完整造成明显的威胁，其经济开发同样是危险的。对于中国主权的侵犯，这种手段的作用虽然缓慢一些，却更为有效。

日本对铁路的态度很强硬，它提出要求说，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解决方法很简单：在一切有关铁路利益的问题上，只消把日本当成德国的接替者就行了。然而在猛烈的抨击下，币原男爵无法捍卫日本做接替者的地位，因为铁路已经修好，已在运营了；铁路贷款协定已不再需要。中国提出偿还贷款来反对日本的立场。我们承认，日本凭武力夺得了铁路协定中规定的德国在铁路的财政与经济利益，但中国愿偿还贷款，从而废除整个协定，使铁路归属中国(铁路贷款为二千五百万元)。在这个问题上天天争论不休。最后中国政府指示代表们，铁路贷款协议可在原则上接受，但要谈判，尽可能缩短其期限。我宣布，我们可以接受贷款协议的原则。……当日本坚持要贷款，并要取代德国在贷款协定中的地位时；我反驳说，没有贷款的需要；中国准备偿还贷款，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

然而，在向国内非官方各方面询问，中国能否轻易而迅速筹集此项资金时，答案令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代表团曾陆续收到中国各地的来电，有各省长官的，有诸如学生团体等民众组织的，有广西、湖南、云南等许多南方省份打来的，还有吴佩孚将军来电，都赞成立即偿还贷款。由于北京政府拖延汇款，张作霖甚至慷慨解囊，汇来一笔一万五千元也许是两万元的款子供代表团开销。许多来电纷纷保证，所需款数可立即凑齐，并通知我们，估计募捐款额已超过四千万元。中国代表团随即秘密给上海银行公会和中国各商会的主席打电报，询问那些承诺的捐款是否可靠，能否筹集到现金，因为有些省长即使履行诺言，签署了支票或付款单，这些单据能否都在交换时兑现还是另一个问题。得到的秘密答复使代表团极为失望；募集到的尚不足五十万美元，而且据他们看来，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他们指出，这些诺言都有政治色彩，向许诺者收集捐款就极其困难了。从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形势来看，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应加以考虑，即所需的款额即使真能募集到，也会在金融界产生货币危机，会剧烈影响中国外贸的主要港口上海的金融形势。因而，他们一致认为，代表收到的电报中的诺言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诺言能够兑现，交出两千五百万元这样一笔巨额外汇，对中国货币市场的影响会造成上海金融界的严重危机。政府当然从未向代表团表示过可立即筹措到这笔款子，政府还是了解局势的。正因为政府自知无法筹措如许款项，才指示代表团原则上接受贷款协定，但要努力协商，尽量缩短期限。我们提议为三年，后来延长至五年。日本起初想定为二十年；后来减到十二至十五年。

然后就讨论三个关键职务，即总工程司、总司计和车务总管。我们主张，由于铁路即将成为中国政府经营，胶州也将交还中国，连接胶州与济南府的铁路理应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管理。倘若日本要保障其在铁路上，也就是铁路贷款上的财政利益，可以把总工程司职务让给他们；由中国任命总司计和车务总管。然而，日本人认为这两个职务比总工程司一职更重要。我们说，由于铁路已修好，日方愿意的话，可委派一位总工程司，但设备、机车的日常维修及工厂等可由中国负责。日本人不同意。双方都明白，铁路业已运营。过去在铁路运营以前，总工程司的职务极为重要，因为可以影响到路线的选定，可能会穿过某些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和贸易中心等等；此外，总工程司对获取供应以及向何处定货等事务的管理有主动权。最后，我们抛开了工程司问题。日本人虽然希望中国人当总工程司，可是他们接受了由中国人当副总工程司；而由于日本人在铁路管理上有财政利益，我们也不十分坚持非由中国人当总工程司不可。

车务总管是争论的中心，因为由他掌握铁路日常运行，货运管理，对贸易有很大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执了许多天。日本主张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而中国反对，说应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他们做出妥协，先是提出中国于三年后任命一名副车务总管，后来改为由双方同时任命。我们坚持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由日本人担任副职。在这一点上，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了好几天毫无进展。我不知道日本人在自己政府中碰到多少困难。中国代表则在代表团内部受到强大的压力，其中黄郛将军是最突出的角色。他始终坚持，中国政府应当立场坚定，三个职务都得给中国人，因为倘若我们把任何职务，特别是总司计和车务总管留给日本人，就意味着由日本人掌握铁路的命脉，对中国贸易交流和山东省经济资源的发展都有妨害。由于代表团内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妥协，所以一段时间，中国代表坚持了这种立场，但是谈判毫无进展；不参与谈判的两位列席的观察员也感到有责任使会谈尽快取得进展，改变了他们的见解，乃由马慕瑞与我方商谈，可能同时兰普森也与日本商谈，建议我们寻求某种双方都更易于接受的方案。

因而，我们最后采取的立场是，无论如何也应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总司计可让给日本人；由于让日本人主管会计业务，只有由中国人当车务总管才公平。起初日方提出由日本人做车务总管，中国人任副职，我方拒绝了，并如法炮制，回敬日本人。日方也拒绝了。后来，由于会谈陷于僵局，币原男爵就指出，这不该成为如此困难的问题；这不过是与铁路有关的诸多问题之一。于是他说，为表示日本代表团方面极其和解的态度，他提出接受中国人为车务长，而以日本人为副职，而两位的权力应大体相等，对一切事情应当协商一致。然而他说，这只是他个人的建议，与日本代表团得到的训令是相抵触的。训令指示他坚持日本人为车务长，至多同意有个中国副车务总管。然而他说，为摆脱僵局，他将亲自向政府提议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而以日本人为副职，双方具有同等权力。他希望把这看成是他个人的建议，倘若中国能够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他答应尽力劝说政府采纳这个方案。我方答应对这一方案加以考虑。

当时，圣诞节将临，梁士诒先生出任国务总理。日本驻北京临时代办小幡谒见梁，对他表示祝贺。他问梁对山东问题有何新政策。梁说，“借款赎路”。1921年12月28日，中国代表团接外交部来电，谈及此事。其实，小幡在会见梁之前刚刚拜访过颜惠庆博士，他在新内阁中仍任外长。他问颜，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团是否根据北京发出的训令行事(小幡显然受东京政府的指示。应当注意，小幡在日本多少是同情所谓“少壮派”的)。颜博士的回答是含糊其辞，敷衍而过。于是小幡决定去见梁。梁的“贷款赎路”的答复传到东京，又由东京传到华盛顿。休士国务卿与另外几位从日本代表团获悉此事。美国人对梁的说法大为震惊。

这一来，有两三个星期情况混乱。中国代表团请示北京政府，山东问题的会谈是否将在北京进行，指出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辜负了英、美的好意。回答说政府无此意图。与此同时，英、美代表则邀请中国代表，交换个人的看法。

报载，吴佩孚将军通电抨击新内阁，特别是新总理。中国代表团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概不了解，消息是从美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得来的。施博士与我应邀去见休士先生，以后又应邀去见贝尔福先生。他们都劝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反对立场；指出，由于中国在车务长问题上的僵硬立场造成的混乱，会导致山东问题无法解决。贝尔福先生说，如此重要的华盛顿会议，就因为中国在这样一点上的僵硬立场而无法结束，外界对此是不能理解的。休士先生强调说，山东问题会谈虽然是在华府会议的“边缘”举行，其实也是会议的一部分，只有解决了山东问题，这个限制军备大会才能圆满结束。

两星期后，我问到当时的日本方案是什么。他们都说得到了币原男爵的通知，说日方只能接受由日本人任车务总管，五年之后再由一名中国人担任副车务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