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义学

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波兰裔美国哲学家A．柯日布斯基认为，普通语义学是研究人的个体对于“语义环境”的神经语义反应与神经语言反应的科学。他的追随者A．腊波波尔特认为，普通语义学是研究“人如何使用语词以及语词如何影响那些使用它们的人”的科学。严格地说，普通语义学并非一般所理解的是研究意义一般理论的科学，而是一种精神疗法的技巧，以帮助人们去掉神经语义的障碍。其代表人物认为，所有社会的病态都有其语义根源，解救的办法就是放弃陈旧的亚里士多德的二值(或者真或者假)的语言系统，而采用一种非亚里士多德的体系。这样，语义的障碍、一切弊病的原因，就会立即消失。柯日布斯基主张在普通名词上添上附加指标，如说“黑人1”、“黑人2”等等。这样，种族的仇恨就可消除。另外，他主张在语词上加上一个日期，用以表示对象的特定的唯一的性质，如：“莎士比亚1600年1月”，“莎士比亚1601年1月”，以表示莎士比亚这个人在不同年份的区别。他还主张在所有表示各种特性的语词后面都加上“等等”的字样，以表示这个词并未穷尽对象的一切属性，甚至表示人们不可能达到完全的认识。柯日布斯基不仅提出要抛弃亚里士多德的二值的语言结构，而且提出反对思维规律的传统公式。他提出：“‘同一律’是不能应用于过程的。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排中律’或者有时叫做‘排三律’(它给予非亚里士多德逻辑以二值的性质)建立了那种只代表极限情况的东西，因而，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它必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科学与精神健全》，第405页)由此可见，普通语义学是试图以这种所谓的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摧毁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以至整个逻辑，而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会完全消除表达事物的语词的确定性，最后也就消除了一切事物的确定性。显然，普通语义学过份夸大了语词与命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似乎只要改变一下语词符号的形式就能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命题。不过，普通语义学注意到语言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