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因明

中国藏、蒙学者研习因明、传播和发展因明而形成的有特色的因明系统，是中国逻辑史的重要内容之一。7世纪，印度佛教正式传入西藏。8～9世纪时，印度那烂陀寺首座寂护(约700～760)及门人多次入藏传法，因明论典随之传入西藏。寂护与藏译师法光把陈那的《因轮论》译成藏文，这可能是因明论著的第一个藏译本。此后，译师吉祥积、智军、法光、空护等陆续译出法称的《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及律天等人对法称论典的注释10多种。当时藏人可能比较重视因明的轨式。9世纪40年代后，佛教在西藏衰微。10～11世纪，印度大批佛教学者携带经卷到西藏，西藏佛教开始复兴。雷比喜饶(又称玛善慧，约生活在11世纪中后期)译出法称的《释量论》(又称《量评释论》)本文及法称与天帝慧合写的注释，复译出法称的《诤正理论》(又称《论议正理论》)。雷比喜饶还在桑浦寺内为僧人讲解《释量论》，并有所发挥。罗丹喜饶(又称小俄译师，1059～1109)在克什米尔学经期间译出法称的《量决择论》(又称《量决定论》、《定量论》)。至此，法称的7部因明著作全部译成藏文。罗丹喜饶还译出法上的《量决择论译疏》等7～8部因明著作，他回藏后又译出《释量论庄严释详疏》(共82卷)，后者是《释量论庄严释》的最详细的注释书。他著有因明论疏近20种，还对雷比喜饶译的《释量论》进行修订。罗丹喜饶在桑浦寺讲授《释量论》，弟子众多，隽才辈出，代代相传，历三四百年不衰，桑浦寺也成为传授藏传因明的中心。与罗丹喜饶同时期，有人分别译出陈那的《集量论》及自释。12世纪，罗丹喜饶的三传弟子、桑浦寺第六任座主法狮子(恰巴曲森，1109～1169)著一详一略两部《量论摄义祛蔽颂》，把散见在法称著作中的重要因明问题抽取出来，一一加以充分解说，成为藏传因明第一部自著的影响较大的书。他在寺院讲经，开创用辩论方法学习经论之风，培养了一大批因明人才，最著名者有八大狮子。12世纪末，藏人先后从梵文和汉文翻译了《因明入正理论》，南宋末帝赵曾用玄奘译本校订藏人从汉文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13世纪初，印度那烂陀寺最后一位座主释迦吉祥贤(1127～1225)应邀赴藏。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从释迦吉祥贤等学因明，并同释迦吉祥贤等一起对罗丹喜饶修订的《释量论》再次修订，成为后人学习的标准译本。萨班·贡噶坚赞依据法称《释量论》，参酌陈那和法称的各种因明著作，著《量理藏论》(又称《正理藏论》)，系统地阐述因明义理，并对以往各种因明学说进行评论．修正和补充，是藏传因明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它标志着藏传因明有了自己的体系。在黄教兴起前，《量理藏论》一直是藏传因明的代表作。萨班·贡噶坚赞在寺院讲授《释量论》和《量理藏论》，培养了一批弟子。著名弟子正理狮子为《量理藏论》作详注，书名《量理宝藏论大疏》，在西藏得到极高的评价，是学习《量理藏论》的指导书。正理狮子著《释量论正理藏》，为《释量论》作注，其书亦为藏族学人所重视。

15世纪初，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1351～1419)深入研究陈那和法称的所有因明著作，特别是《集量论》和《释量论》，颇有心得，著《因明七论入门去蔽论》(又称《因明七论除暗论》，或简称《因明七论入门》)，对因明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新见解。他认为因明不仅是推理论辩的学问，也是凡夫脱俗成佛的阶梯。因为因明教人具有正智，而只有正智才能成佛。宗喀巴大弟子贾曹杰·达玛仁钦(1364～ 1432)和二弟子克主杰·格雷贝桑(1385～1438)继承师说，多有著述，把宗喀巴的因明思想发扬光大。宗喀巴师徒3人的著作代表了黄教因明的新见解，也使藏传因明的学风为之一变。17世纪中叶，黄教领袖掌握了藏区政教实权，规定只有在甘丹、哲蚌、色拉3大寺取得格西学位的人才能充当堪布，而只有精通因明才能取得格西学位，于是佛教各派都规定因明为僧众的必修课。藏传因明在藏、甘、青、康、滇、蒙广大地区传播，在藏、蒙人民群众中有广泛影响。

与汉传因明相比，藏传因明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它保存因明梵典之丰富、翻译原典数量之多，注释之完备，讲传著述之盛，都超过汉传因明。它以陈那晚期巨著《集量论》和法称因明著作为主要依据，发扬因明的认识论和逻辑两方面内容。藏传因明，自12世纪法狮子恰巴曲森开创以辩论方式学经的风气之后，“应成论式”被普遍地运用到辩经之中。宗喀巴之后，把因明看作内明之一，列为佛僧必读的5部论典之一，因明遂成为脱俗成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