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

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流派。包括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产生的新宗派：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以及随后又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更多宗派。新教又称“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

中国常以“基督教”一词单指新教。因对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抱抗议态度，不承认罗马主教的教皇地位，故西方一般称基督新教为“抗罗宗”或“抗议宗”。这词源出德文“Protestanten”（抗议者），最初指1529年在德意志帝国会议中对恢复天主教特权之决议案提出抗议的新教诸侯和城市代表，后衍为新教各教派的共同称谓。主要分布在英国、德国、瑞士、北欧五国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鸦片战争前后，新教相继传入中国。

新教起源

早期改革先驱

以罗马教宗为核心的公教会是整合中世纪西欧的“大传统”，但在此之外，各民族或各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小传统”。当他们在教义或组织上表现为对“大传统”的反动之时，异端裁判所便将其裁定为异端。从13世纪起，异端裁判所就频繁地在西欧各地追捕异端。而进入中古晚期后，民族主义的潜流已经形成，所谓“异端”日益与民族自决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引起教会更大的震荡。分别以威克里夫和胡斯为首的异端运动，就发生在西欧公教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即英国和波西米亚地区。 [1] 

英国作为欧洲大陆的离岛，与罗马教宗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1351年，英国与议会制定《圣职委任法》，规定主教及其他教职的选举不受教宗的干预。1353年又立法，禁止“擅自行使宗教司法权”，禁止国民向英国国境外上诉，违者剥夺公民权。这些法令虽然未必有效实行，却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威克里夫提出的教会改革理论，旋即与动荡的政治局势接合在一起，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2] 

威克里夫认为，教会不应以教宗和枢机主教们为核心，上帝的全体选民才是其核心。教会唯一的领袖是基督，而不是教宗。威克里夫并不直接反对教宗制（papacy），但是，他从《圣经》中引经据典，认为教宗应该接受《圣经》中所要求的教会领袖的标准的考裁。也就是说，教宗必须像彼得一样纯朴、虔信和努力，而不是热衷于权力和财富。否则，他就不是上帝的选民，更不能担任教会的领袖。 [3] 

波西米亚与英国分属欧洲两极，但1383年波西米亚公主嫁给英国国王，两国交往开始加深。波西米亚的人口由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组成。虽然布拉格是一个独立的大主教区，但实际上德国在此却有着显著的影响。波西米亚人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在15世纪初罗马与阿维农的两个教宗而引起的教会大分裂中，波西米亚人希望摆脱德国人的影响，在两个教宗之间持中立态度，但波西米亚的德国人却希望继续支持罗马教宗。民族之间的冲突通过宗教的形式反映出来。1410年，胡斯遭到德国人布拉格大主教的绝罚。而这又激起了波西米亚人更大的义愤，甚至烧毁教宗的绝罚通谕。 [4]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来自法文，现在普遍被用来指称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上的复兴。 [5]  意大利文艺复兴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要回到古代的文化辉煌，而把中世纪的思想成果加以边缘化。文艺复兴的作家并不看重这些思想成果，认为它们与古代的成就相距甚远。在文化中存在的这种情况在神学中也同样存在：他们认为古典晚期的思想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超过了中世纪的神学作品。确实，文艺复兴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对北欧大学把文学院和神学院关联在一起的思想路线的反动。处于对经院哲学所用语言和讨论的技术性的反感，文艺复兴的作家们把它们一并抛开。在基督教神学方面，通向未来的关键就在于直接地面对圣经文本和教父时期的著作。

文艺复兴中的思想主流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教育方面的运动。人文主义的核心因素就是要回到古罗马和雅典时期西欧文化的原初资源。这个运动在神学上的对应就是直接回到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资源上，主要就是指新约。这个运动被证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带来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对圣经作为神学之根源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给予了新的评价。随着对圣经兴趣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这个现有资源的拉丁译本是有缺点的。在这些拉丁译本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加大译本（Vulgate），它是在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圣经拉丁译本。旧约圣经最初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其中小部分用的是亚兰文）；而新约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武加大译本”为那些懂拉丁文的人提供了一个拉丁语的译本，但这个译本的可靠性不久就受到质疑。 [6] 

人文主义者的研究揭示出武加大译本和它翻译的原文本之间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差别，因此开辟了随后的教义改革之路。正是处于这个原因，人文主义对于中世纪神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7]  它证明了这个圣经译本的不可靠性，并因而似乎表明基于其上的神学的不可靠性。随着人文主义者在这个译本中揭示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经院哲学的圣经基础似乎趋于崩溃。

路德宗成型

当时封建制度下的西欧，社会危机和教会危机激化。一些民族王侯和市民阶层对现状不满，下层人民苦难更为深重；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威信明显下降，教会内部的改革派已多次发难。路德在大学时期已对当时的世事和教会景况感到苦闷。他在修院虔修和钻研神学、哲学理论时，悉心探讨释除苦闷的真谛，但自觉毫无收获。当他为解除自己“心灵之痛苦”寻找“蒙神赦罪而得救赎”之路时，认识到传统教会要求人们履行的礼仪和善功，并无助于人们解除这种深沉的内心苦闷，经院神学亦只能引领人的心灵走入死胡同。他对中世纪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如维廉·奥康、J.胡斯等虽有所向往，并受到人文主义者如D.伊拉斯谟等的影响，但尚无意反对传统教会和教皇体制。后人多认为，在这段时期内，他已形成因信称义命题的基本内涵。这一命题的主旨为：灵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不在于本人自己善行所积下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的笃诚信仰。当时教会宣称，教皇哄骗信徒们说购买了赎罪券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路德的因信称义命题，正是针对这种说法的神学依据加以抨击。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派教廷大员到德意志各地兜售赎罪券聚敛资财。不少诸侯及市民阶层对此甚为不满。一向赞助路德的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不许在萨克森选侯区兜售赎罪券，但在萨克森公国并未被禁止，而事实上兜售活动已深入维登堡附近。对此，路德于在15

17年10月31日（一说11月1日）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在维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以神学论辩的笔调写成，语气甚和缓；仅指责某些教会弊端而无意攻击教会本身，在第71条中还明确肯定教皇的赦罪权。论纲认为：告解圣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肉身的苦修和禁欲，若无内心的忏悔便毫无用处；靠积累功德赎罪也无益，只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于赦罪；教会的“功库”只在于上帝通过取得基督施行救赎恩典的福音。其因信称义主张在论纲中并未提出。然而，论纲已使赎罪券在德意志各地销路大减，有些地方已无人购买。路德此举得到各阶层支持，同时也触怒了教廷。

1520年路德的伟大成就是发表了三篇论著《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8]  、《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9]  和《论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 [10]  ，公开提出教皇无权干预世俗政权。宣称教会如果不能自己进行改革，国家政权应予挽救，并将罗马教会称为“打着神圣教会与圣彼得的旗帜的、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他认为：教皇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人，信徒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成为祭司，无需神父作中介。然而此问题又背出了多个对圣经不同之解释本，而路德对此通通打压， 因此又有抨击者说他其实是把解释权改为由他自己所拥有。

由于路德坚持自己的观点，教皇正式宣布开除路德教籍的通谕。路德在诸侯和市民的支持下决定公开对抗，写了《反对敌基督者的通谕》一文，并于12月10日当众烧毁教皇通谕及一些教律。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了在政治上与法国抗衡，希望得到教皇的支持，反对路德的改革。因而在1521年帝国会议上，决定执行教皇通谕,给路德判罪。但由于与会诸侯的反对和路德本人在被审讯时的强硬态度，会议最终决定先放路德离去，然后判罪并下逮捕令。路德在归途中，萨克森选侯以拦劫绑架方式把他送进瓦特堡加以保护。路德在瓦特堡隐居期间，致力于圣经的德语翻译。这时,路德的拥护者已经行动起来，宗教改革运动如燎原之火，迅猛发展。

改革宗的创始者：从茨温利到加尔文

诸多因素入人文主义的兴盛、地方自治的传统、处在各大国的交错地带、商业城市对于罗马教廷的反动，共同构成

瑞士以小小之国却成为宗教改革重地的原因。最早领导瑞士宗教改革的人是茨温利。对于教会崇拜的礼仪，他否认善工具有救赎价值，认为圣徒无法为众人在基督面前代祷，隐修誓愿没有约束力，炼狱也不存在等。而这些都恰恰是罗马公教的教会实践基础。关于教会，他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对具体的教会组织而言，最终的权威属于基督教社团；而在实践层面，这一权威是由正当组织起来的政府机关照《圣经》来加以施展。茨温利对于崇拜礼仪与教会组织改革的看重，后来为加尔文所特别发挥，成为“改革宗”的重要特征。 [11] 

茨温利在苏黎世的改革，很快在瑞士得到响应。但由于对于圣餐观上的认识与路德产生极大分歧，因此在与路德的争论中使得瑞士改革失去其德国盟友。1531年，在与公教联盟作战的卡佩尔（Kappel）战争中，茨温利阵亡。其后，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便转移到日内瓦，在加尔文那里，宗教改革发展出另一个高峰。

加尔文于1536年3月写成了著名的《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此书出版刚四个月，便因此被人引荐给当时日内瓦的宗教领袖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后者诚意使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改教家生涯就此开始。 后因改革过程中引起当时掌控政府的资产阶级的不满，被驱逐出了日内瓦。

加尔文于1541年回到日内瓦，他最先开始的一项工作是撰写一套《教会律例》（Ecclesiastic Ordinances）,加尔文对于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他对教会组织的改革上。可以说，加尔文开创了由地方教会会中选举教会神职人员，以共和制管理教会的先例。1559年，他开始创办“日内瓦学院”（Geneva Academy）。该学院很快成为改革宗的大本营，培养出大批的改革宗人才，成为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意大利改革运动的中坚，随着新清徒进入美国，它又影响到美国的宗教和政治。加尔文作为唯一的“国际宗教改革家”，对现代历史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宗教改革：圣公会的成立

与大陆的情况相比，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走的是一条多少有些不同的路。尽管在教会内也存在着一定的改革压力，但改革的重要力量则来自于1509年登上王位的亨利八世。亨利在位期间逐渐地表现出他在趋向这样的政策，即在英格兰用他自己的权威来代替教皇的权威。创建英国国教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亨利似乎并不太在意教义或神学，而是倾向于关注宗教与政治权利之间的实践关系。他任命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为英国教会带来了至少某种程度的新教影响。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其子爱德华六世继承王位。因年幼，真正权力掌握在他的大臣手中，他们都具有极强的新教倾向。直至1553年爱德华去世，继任者玛丽·都铎，她对于天主教非常同情。她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压制新教，试图恢复天主教，并于1556年在牛津公开烧死了克兰麦。克兰麦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由波勒（Reginald Pole）接替。在玛丽去世的1558年，天主教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后，她一方面想要同时安抚新教和天主教，另一方面又能让王后对宗教事务具有至高权利，因此采取所谓“伊丽莎白方案”（1558-1559）把英国教会建立成一个改革的主教制教会，它具有大量新教的信仰条款和更多的天主教礼仪。这也是后来圣公会的一大特征。

1559年，英国建立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最高宗教领袖的主教团。1563年，英国国会通过《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标志着自上而下发动的宗教改革的完成，圣公会最终形成。此后英国宗教才进入较稳定的局面。 

英国的清教运动

英国国教会确立下来后面临的第一波更深层次的宗教改革浪潮是清教运动（Puritanism）。清教得名于“清洗”或“洁净”，是指16、17世纪要求对英国国教会作进一步改革的新教徒，他们对国教会中残留的大量罗马公教的因素不满，提出对教会“清洗”或者“净化”的主张，代表着将英国的宗教改革向大陆方向推进的力量。清教即这些清教徒的信仰和实践的总和。清教也可称为一种宗教迁移现象。这些清教徒在玛丽女王复辟罗马公教时期，不得不流亡欧洲大陆，受日内瓦、苏黎世的深刻影响。当伊丽莎白执政时，他们又回到英国，开始试图以大陆的宗教理解和教会模式来改革国教会。

由于清教运动所倡导的改革破坏伊丽莎白所一直努力维持的和平局面，因此遭到伊丽莎白的反对。在清教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自己与国教会之间的差距也产生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改良”路线，即继续留在国教会内，但尽量把清教的组织、仪式和制度引入国教会中，并等待政府采纳意见，对国教逐步进行修改；另一种是“革命”路线，即彻底从国教会中脱离出来，自己建立符合《圣经》教导的教会，后者在历史上被称为“脱离派”（Separatist）。按脱离派的教会观，可以否认英国国王对教会事务的最高辖权，因而它可能在政治上导致严重后果。1592年，英国国会颁布法令，规定凡是就女王对教会的统治权提出异议，或不上教堂，或参与采用非法崇拜仪式的“秘密集会”者，一律处以流刑法。这样，脱离派又不得不流亡欧洲。

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成为英国国王。他于1604年主持召开有圣公会主教和清教徒参加的会议。他接受清教徒的要求，批准翻译《圣经》新译本，1611年译成即著名的“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但他的宗教政策的主调是反清教的。不少英国清教徒流亡他国，这一期间，清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前往美洲，1620年在普利茅斯（Plymouth）开辟殖民地，此后清教对美国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