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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江苏都督陈其美:谋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

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无孔不入的秘密情报系统和秘密会党势力的,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一派人。无论是在针对宋教仁的暗杀活动中,还是在暗杀之后的缉凶及审判过程中,都不难发现该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暗箱操作、周密安排的幕后黑手。

在过去将近100年的历史进程中,刺杀宋教仁的主使人一直被指为袁世凯身边的总理大臣赵秉钧。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张耀杰耙梳史料,提出新说,在其新著《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中得出结论:主使暗杀宋教仁的第一嫌疑人,肯定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革命党内部的陈其美。

第一嫌疑陈其美

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前及之后,上海地区并不是袁世凯及北京中央政府的势力范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无孔不入的秘密情报系统和秘密会党势力的,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一派人。无论是在针对宋教仁的暗杀活动中,还是在暗杀之后的缉凶及审判过程中,都不难发现该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暗箱操作、周密安排的幕后黑手。

宋教仁案发生后,陈其美在派遣王金发、陆惠生、吴乃文、拓鲁生、蒋介石、周南陔、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协助租界巡捕把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同时,他自己也成为遭受怀疑的第一对象。只是由于他过于强悍也过于恐怖,当年的新闻媒体一直不敢正大光明地揭穿这一事实真相。

1913年3月23日,《民立报》在报道“各方面之舆论”时介绍说:“宋先生被刺后,上海全市为之震骇,群情愤慨……其议论中约略可分为数派:有一派谓发生于党争者,国民党于议院既占优胜,又主张政党内阁,权利关系,遂有他党生出龌龊之感想,致产生此凶残之手段者;有一派谓议员有定昨晚北行者,因宋先生被刺,立即至车站、船埠取回其行李,视宋先生伤势如何,以确定其趣旨者;有一派谓此系宗社党所指使者,又有一派谓此意外事,与总统问题极有关系者;又有一派谓宋先生系极有力之政治家,其北行之职,志在调和南北,反对党之加害宋先生者,正以害民国,自此南北统一之希望,益陷于渺茫之境者;又有一派谓国民党失一宋教仁,将有百宋教仁出,前仆后继,以从事于建设事业,经此一打击,国民党或可益加振作,且打消其从前之暮气者,云云。”

同年3月25日,立宪派方面的民主党精神领袖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介绍说:“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第二则我云。此间顷加派警察,保护极周,将来入京后更加严密,吾亦倍自摄卫,可勿远念。”

3月27日,梁启超又在《与娴儿书》中写道:“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梁启超所说的“宣告文”,指的是应夔丞于3月23日寄给国务院的《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蜕丈”指的是定居上海的麦孟华字孺博,他在康有为的弟子中间与梁启超齐名。“二十日前”,指的是3月20日之前,而不是20天以前。5月2日,梁启超在另一封家信中依然强调“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

3月27日,远在广东汕头的《大风日报》,用不点名的方式把幕后主凶锁定在“巍然跻要职,膺上赏”的陈其美身上:

“记者旅沪,久稔是邦之情状……彼辈恃租界为窟穴,复与巡捕包探等相交结,其党羽甚众,声气甚广。一案之发生,内而弥缝者有人,外而援救者有人。故杀人之事时有所闻,而杀人之案则十不一破。凡被其毒螫者,无不忍气吞声。……乃光复以还,竟至波及上流人士。陶焕卿之被刺也,黄克强之狙击不中也……”

关于已经被逮捕归案的应夔丞,该文介绍说:“自上海光复后,即为沪军都督府之某科长,旋孙先生至沪,组织新政府,以其人办事勤敏,擢为总统府之庶务科长,后以沾染嗜好,为府中同事所知,下令逐之。复还沪军都督府,迄沪都督取消后,又为江苏都督府某官,其善于夤缘如此。”

接下来,该文再一次把矛头指向陈其美:“有以下流之身而窃居上流之位者乎?有与宋君有权利关系者乎?有曾以争一己权利之故,而以他人为牺牲者乎?此中有人不啻呼之欲出。观于应出身之历史,草灰线,痕迹显露,从此探索,十可得八九也。前者陶公焕卿之被刺,与宋君之事同出一辙也。以彼辈神通广大,故事经二年,凶手尚未缉获。而此次则不及二日,罪犯既得,意者天夺其魄,不欲长其威焰,以遗毒我民国耶!”

5月6日,孙文、黄兴在联名回复万国改良会会长、美国长老会教士丁义华的电报中,也谈到“宋案发现之翌日,北京政界众口同声,指为国民党员所杀”。在他们看来,像这样的“众口同声”,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谎造谣,“飞短流长,往往类此”。针对丁义华提出的宋教仁案应该法律解决、不可以利用武力制造南北分裂的劝告,他们希望丁义华“研究真相,发为正论”。而在事实上,包括国民党第一大报《民立报》在内的所有国民党报刊,围绕宋教仁案都没有做到“研究真相,发为正论”;反而充满了“往往类此”的“飞短流长”。

陈其美的自证清白

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刊登陈其美(英士)自证清白的记者专访,说是“前报纪罗良鉴曾告人言,程德全委应差,系陈英士保荐,而陈君以并无保举情事,上海新闻社员曾往黄公馆晤陈英士君,据陈君面述应夔丞最近之历史……”

作为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主要成员,罗良鉴是该会会长应夔丞与该会后台老板陈其美之间亲密关系的知情人。“黄公馆”指的是黄兴位于上海同孚路21号的临时住宅。孙文、君武、何天炯、戴天仇(季陶)等人,于3月25日从日本回国后,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与黄兴、陈其美、黄郛、范鸿仙、居正等人聚会,商议如何利用宋教仁案挑起发动“二次革命”。据陈其美介绍,应文生几年前拿出五万元巨款,交给独子应夔丞回宁波老家办学,所建校舍很是宽敞,学生有200多人。应夔丞因为仗势欺人、横行乡里被族人控告,只好畏罪潜逃。该校学生不愿解散,到上海散发传单。在该校担任教务的姜姓朋友找到陈其美,陈其美赶赴宁波调解成功,从此与应家父子建立联系。“后因应所管文元坊之房屋甚多,余在沪组织革命机关,如有机密事件,借彼房屋住宿。昔于右任君鼓吹革命,为英租界逐出时,亦曾借居其屋,与应文生相识。武昌起义后,应即以关于革命事来机关部报告,以致上海光复后,即以谍报科长相委。迨后孙中山先生未任总统之前,在申,由沪都督府招待一切,即派谍报、庶务二科每日前往照料。孙往南京,即在沪组织卫队护送到任。初时以为到宁即返,后孙先生即以卫队司令相委,继任庶务长。缪姓事出,即任庶务事。应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遂知其弊,即斥革。到申后,组织共进会,当时余亦为之赞助,因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取名共进,亦此主义。后余往北京,袁大总统在余前谈及该会时常闹事,属南返时便中调查。后过南京,程都督亦谈及共进会事。余以该会当初组织之主张固属纯正,近乃大反本旨相对,余到申后,与应亦不相往来。一日应忽来电话,谓由洪述祖介绍到宁见都督等情。应恐有意外事,不敢往,由余致电都督,请饬应将共进会内容切实整顿,后程都督复电,云已与应面议取缔之策。越数日应由宁来电,谓已得巡查差,可见余并非保荐也。”

对照同一家报纸前后两天的文章,在罗良鉴的质疑之下,出自老上司陈其美之口的应夔丞,尽管依然是劣迹昭彰,却不再是彻底妖魔化的全盘否定。至于“应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其实是同盟会内部陈其美一派人的普遍作风。邵元冲在《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中承认,陈其美的部下“有几个不良分子曾攫得多金”。身历其事的余芷江也回忆说:“沪军都督府成立以后混乱得很。经济账目,包括许多人的捐献账目在内,始终没有弄清楚。我曾看见过一篇账,买两把藤椅竟要二十八元之多。”

关于陈其美所谈到的“缪姓事出”,上海《时报》曾于1912年1月10日报道说,孙文因为总统府庶务长缪思敬“招摇撞骗,狐假威,种种违法”,于1月6日宣布其罪状,交江苏都督庄思缄明正典刑。胡汉民后来在自传中,对于此事另有回忆:“庶务长沈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又强役民间车马不予值。余执付江苏都督庄思缄,诛之。继者为应夔丞,兼卫队长,渐跋扈,余欲并诛之,先生不可,乃褫其职,而以朱卓文代。”

这里的“沈某”显然是胡汉民的误记。第一任总统府庶务长缪思敬,原本是前清督练公所兵备处的提调,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政治交易当上了总统府庶务长,上任仅仅五天就被处以死刑。与缪思敬相比,接任庶务长的应夔丞,即使在“办菜每席开支银五元,后减至一元,菜与五元相等”并且“渐跋扈”连带吸食鸦片的情况下,也没有被孙文“明正典刑”,而是另行派遣到陆军部总长兼大本营兵站总监黄兴管辖的南京下关兵站继续任职。因兵站解散而回到上海之后,应夔丞与孙文、陈其美、黄兴等人之间并没有“日离日远”,而是在同为青帮“大”字辈大佬的老上司陈其美的鼎力支持下,于1912年7月1日宣告成立江湖秘密会党青帮、洪(红)帮、哥老会公口的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张卿任副会长。

袁克文的历史见证

1920年,袁克文在上海《晶报》三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署名寒云的《辛丙秘苑》,其中讲述的主要是他自己在1911辛亥年至1915丙辰年间的所见所闻。在标题为“暗杀宋教仁”的第一节里,袁克文介绍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知道父亲袁世凯几次派遣密使欢迎宋教仁(遁初)北上,宋教仁欣然启程。临行之前,陈其美(英士)、应夔丞(桂馨)等人设宴饯行。宴席进行中间,陈其美询问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的办法,宋教仁表示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

陈其美听了没有说话。应夔丞在一边骂道:“你这样做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一边说话,一边从怀里掏手枪。在场的其他人劝住了他。宋教仁说:“死无惧,志不可夺。”大家只好不欢而散。

陈其美和应夔丞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在商议对付宋教仁的事情。袁克文的老朋友沈翔云(虬斋)是陈其美的重要谋士。他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克文问怎么回事,沈翔云回答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几天后的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应夔丞知道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害怕宋教仁抢夺他的位置,就通过内务部秘书洪述祖骗取来自赵秉钧的密电密信。当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请赏,没有想到这些密电密信刚好充当了嫁祸于人的文字证据。在标题为“沈翔之”的《辛丙秘苑》第三十节中,袁克文进一步介绍说:“沈翔之字虬斋,陈其美之谋士也,机警多智,学识亦超,善鉴赏,富藏书画。予客天津时,识之于舒清阿座中,同有嗜古癖,交游乃殷。予游沪,复遇之。”

这里的沈翔之,是袁克文对于沈翔云的误写。当时的人们一般以字相称,常常有只记字而不记名的现象发生。满族人舒清阿是沈翔云就读湖北武备学校及留学日本期间的老朋友。1907年下半年,舒清阿由两江督练公所总参议兼江南陆军讲武堂总办调往天津,任陆军步队正参领,成为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下属。袁克文与沈翔云在舒清阿那里相识后,因为都喜欢收集古董字画,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等到袁克文到上海再一次遇到沈翔云时,他已经变成陈其美的一名亲信谋士。

宋教仁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有人指认正在上海寻欢作乐的袁克文是幕后真凶,陈其美和应夔丞也想扣押袁克文充当人质。有一天,应夔丞在家里请客,沈翔云事先劝告袁克文不要前去赴宴。当天晚上,应夔丞坐着车来邀请袁克文,并且嘱托他带上怡情、琴言等多名妓女一同前往。当袁克文来到他和陈其美、应夔丞、沈翔云都喜欢光顾的清和坊邀请怡情时,怡情按照沈翔云的事先嘱托,极力劝阻袁克文不要赴宴。袁克文只好给应夔丞写了短信,表示自己不能如约前往。“后始知桂馨之谋,诚危矣!”

袁克文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之后,很快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关于陈其美与应夔丞之间的复杂关系,袁克文分析说:“斯时应已就狱,赖陈英士辈隐为之助,而北方之势力尚未达于沪,赵、洪又不自承,且为证之电,惟‘毁宋酬勋’四字。既云‘酬勋’而内阁并无为洪辈请勋事,故先公始终坚持,不使赵就沪狱,令提应等入都,南中又坚持不许,相持至二次革命,陈始拯应出狱。既谓应贪北方之勋而杀遁初,陈反拯之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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