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简介：高尔基读书的故事，一个不合时机的文豪

他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又因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与列宁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红色文豪”。有人形容，高尔基这只“海燕”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他是不明就里，还是思想误入迷途？

从“海燕”到“不合时宜”者

高尔基原本是草根作家，他同情革命，是革命者的私人朋友。1906年初，他去了法国和美国，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冷遇”，这使他的思想迅速左倾化。在列宁的帮助下，高尔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性大大增强，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狂热的拥护者。

也有人认为，高尔基的转向与他私人生活有关。此时他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交际花玛丽娜热恋，被列宁称为“奇人”的玛丽娜貌美，而又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还是一笔遗产的执行人，她点燃了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在新当权者开始封杀孟什维克后，高尔基用募捐主办的《新生活报》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他说：“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人们从《新生活报》读出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海燕”、不是“红色文豪”，而是承担着“社会良心”角色的高尔基。列宁说，高尔基与我们的分歧日益加深。

高尔基谴责“契卡”随便抓人。“契卡”只是看在列宁的面子上没有动他。列宁对高尔基一直比较客气，在高尔基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时，列宁经常偏向高尔基。对高尔基要求释放某某的求情，列宁也给过他面子。不过，列宁的手腕十分老到。通常是由季诺维也夫唱白脸，列宁唱红脸。高尔基为某某人求情，列宁当场答应，转而把高尔基来信的副本秘密寄给季诺维也夫，并指示“赶快动手”，然后再向高尔基表示遗憾：“我也想救，唉，来不及了。”既领了高尔基的人情，又显示了自己的文明形象。这一手段屡试不爽。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就是10年。

转向“合乎时宜”

在意大利，高尔基的日子并不好过。居住在意大利的白俄侨民仍把他视为可恶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中，厨师就是警察局的人。看到苏维埃政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开始懊悔当初的情绪化。他开始从“不合时宜”的立场上退了下来，从过去谴责布尔什维克的独断专横，转而赞同党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其实，斯大林对高尔基想回国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下来的心理动向一清二楚。

1924年列宁去世后，党内斗争的双方都在争取高尔基的支持。斯大林很重视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其活动能量等“软实力”。1927年10月27日，《消息报》以“向高尔基致敬”为名，宣布成立庆祝高尔基文学创作35周年和诞辰60周年组委会，除斯大林外全部党内高层都出场了。于是，高尔基的回国之路异常通畅，国家元首般的礼遇让高尔基感激涕零。

苏联政府为高尔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华住所，但大部分时间高尔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别墅的附近。高尔基成为唯一可以随时去见斯大林的人。他们“一个叼着烟斗，一个吸着烟卷，单独聚在一起，喝着葡萄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马戏团的“丑角”

高尔基很清楚，他的回国是与斯大林有条件的交换，他与斯大林是“主仆”关系，回国的一切优惠都是“主人”的恩赐，他在日记和信件里称斯大林为“主人”。斯大林深知高尔基，他说：“高尔基虚荣心强，我们要用荣誉把他拴住。”

高尔基参加斯大林的政治游戏就注定要转变价值观，过去那种“不合时宜者”的社会良知彻底泯灭了。高尔基的转变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自身人格底线的崩溃，沾染权力后独立性的丧失；其次是他的虚荣心，在国外的寂寞与回国后鲜花簇拥、众星捧月般的迎来送往，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回国和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场是可以改变的。罗曼·罗兰称回国后的高尔基像一只“鼻孔穿上铁环的老熊”、马戏团的“丑角”。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参观“索洛维茨劳改营”。此前这个劳改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一本叫《地狱岛》的书，揭露了劳改营中很多惨无人道的细节，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斯大林需要一个有分量的独立作家驳斥这种“造谣污蔑”。高尔基是最合适的人选。高尔基对整个安排心知肚明，但他知道不能说出真相，只能按“主人”的导演意图表演。

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

斯大林还要高尔基为自己写一部传记，他急切企盼一本颂扬他的书。高尔基是列宁的朋友，国际知名的大作家，如果由他执笔写斯大林传记，比任何丰碑都更有说服力。为了这部书，斯大林有时不得不迁就高尔基，但高尔基始终没有写。他的理由是正在集中精力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斯大林明白他是不想写。1935年，在高尔基病重期间，斯大林通过他的前妻拿到了他存放在伦敦的档案。高尔基的日记也落到秘密警察头子雅戈尔的手里。高尔基明白，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完全的信任，当工具要视主人的需要而定。有论者说，不为斯大林写传记，是高尔基还有一点抗争的证据。

在高尔基病重期间，《真理报》像当年列宁病危时那样，定期发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岁的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为其送葬，官方评价的调子不能再高了。

高尔基曾经是“海燕”，这与他后来的“家鸭”形象形成对比，令人难以置信。如果高尔基没有过去那些深刻入骨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人们或许会谅解他后来的“愚忠”和“受骗”；如果他后来只是一般地应景和随大流，人们或许也会谅解他被迫放弃过去的思想是出于无奈。但是，他是什么都看得透彻的明白人，回国后大讲那些他不可能真信的、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话，而且那么起劲，这究竟是为什么？高尔基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叫《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文章，痛骂俄罗斯知识界整体的堕落。现在，是否可以把这句话套在他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