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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何当慈禧面承认是康有为同党

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9月初,礼部一个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太后关系微妙,大胆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光绪母子二人出访外国,并以日本为出访的第一站。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太出格,便将奏折扣下。光绪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认为礼部尚书无端阻挠言路,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与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让王照连升三级,官至三品,以示激励。

谭嗣同。明确规定:所有奏章,由4人圈阅;所有上谕,均由4人拟定。原来的王公大臣和军机处之军机大臣,被搁置一边。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表示了光绪帝的变法决心,但明显暴露出光绪在处理事务上的草率和鲁莽。毕竟,名不正而言不顺,以区区四品,怎么指挥那些一品二品大臣呢?朝廷老臣顿时不满,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

李鸿章了,光绪突然下诏:罢免李鸿章总署大臣之职,令其勿在总理衙门行走。

李鸿章不由得啼笑皆非,此时,李鸿章已基本赋闲在家了。

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于是,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新党人。时间到了9月下旬,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慈禧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感到维新局面的渐渐失控,感到了威胁的阴影。

康有为离开京城。到了下旬,一件事情让颐和园的慈禧觉得非常震惊——日本前首相访华,光绪安排20日在宫中接见他,外界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清国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慈禧很生气,毕竟,伊藤和日本是清国的仇人,旧恨未消,皇上却私下有这样的打算,实在有伤体统!慈禧一直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在她看来,面子是做人最根本的,更让慈禧感到危险的是,有人报告,光绪召见了驻扎在天津小站的新军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上午,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到天津;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会见的同时,慈禧在屏风那边聆听。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6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6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李鸿章预料到了。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在贤良寺,李鸿章在第一时间里听到了这样的变故,惊诧之余,李鸿章也颇为难过。对于维新改革,李鸿章的内心一直很复杂。毕竟,戊戌变法是应该迈出的一步,而这第一步刚刚迈出,就输得一塌糊涂。

李鸿章一直把自己紧闭在贤良寺中,他既没有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行动,也没有发表同情光绪维新的言语。他与这一切都保持着距离,只是暗中设法保护一些“新党”人士。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过三巡之后,谈起康梁变法。李鸿章先是试探伊藤博文的态度,然后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对于朝廷重责的罪人,李鸿章的看法还是与他们不一样,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并且预言:康梁日后必大有作为!

李鸿章还是借助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让自己东山再起了。政治就是一种多人围坐的扑克牌局,即使是同仁身败名裂,自己仍可以从中获利。李鸿章是深谙政治牌道的。1898年11月,朝廷在平息了戊戌变法之后,打算废立光绪,慈禧最担心的是洋人们集体干涉,于是派荣禄来李鸿章这里,想让李鸿章打探消息,安抚洋人。李鸿章就汤下面说:“洋人直接的态度可能难以直接问起,不如任命自己为两广总督,这样,各国领事就会来祝贺,到那时,就好跟洋人们沟通了。”荣禄回去后向慈禧转达了李鸿章的意思。平息了维新变法的风波之后,慈禧此时正想借助于老臣们的力量稳定政局。这种情况下,上谕很快就下了,李鸿章东山再起,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任命。

李鸿章在贤良寺的门廊里迎接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到来。英国公使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说自己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李鸿章为公使安排了家宴,在酒宴上,窦纳乐突如其来发问道:“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李鸿章的脸,试图在这张苍老的面容上寻找一些蛛丝迹。李鸿章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窦纳乐也不甘示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别的什么人。”李鸿章点点头,他算是明白英国公使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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