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一念间：南明痛史之郑成功私心自用

历史的天空，往往只呈现一种颜色。

人们，习惯于歌颂的浩然正气、爱国豪情，却忘记了他亦有狎妓之好、声色飨乐之求;习惯于揶揄的贪生怕死、屈节降清，却忽略了他亦有暗中资助抗清志士、幡然悔悟、改过自新之举;习惯于歌唱某位“民族英雄”的赫赫武功，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个机会——揭开隐藏在史籍文本深处的种种秘密。

阐发真相，触及他们心灵深处的“全面人性”，足以让天空绚烂，让生命丰满。

在“民族英雄”这一光环的笼罩下，一个的灵魂始终在历史的天空中游荡，他渴望着生命的重来……

可他永远都不会领悟：一切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一切人为的灾难，根本原因都是压抑人性、扭曲人性，或放纵人性、任其蔓延的结果。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在“人性善”的幌子下，集权统治者高喊着“大公无私”的口号，干的却是“私天下”的勾当，不仅集天下财富于一身，而且集天下权利于一身。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是掌权者自身人性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则是对百姓人性的无限压抑。

那些掌权者，常常是一些恶性自私者。持恶性自私观念的人，不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且常常企图夺取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一旦等到机会，他们就会“痛下杀手”。他们较少拥有同情心、良心，在他们的人生哲学中，人与人，恰似狼和狼，而现实世界则恰恰又是“狼多肉少”，因此，生活中仅有一个规则，那就是弱肉强食。所谓良心与道德、统统都是糊弄人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将这些漂亮、美妙的词句挂在口上，可那不过是一个幌子，实质在于更巧妙、更方便地骗取、掠夺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在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逐中，中国的历史也相应地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恶性循环里停滞不前：皇帝轮做，王朝更换。但人祸依旧，苦难依旧。

公元1662年2月1日，困守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殖民者被迫与围困该城九个月之久的郑成功集团军达成投降协议。9天后，荷兰殖民当局及其士兵举着降旗，灰溜溜地离开台湾，撤往巴达维亚。沦陷时间长达37年的宝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率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也就被描绘成了一位为了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利益而战斗的民族英雄，被形容成了一名大智大勇的反侵略斗士，被刻画成了一个正视世界、遇挫愈奋、矢志不渝的佼佼者。

那么，事实上是否如此呢?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行为，是否真的是出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爱国热情，毅然作出的正义之举呢?

1658年，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之后，郑成功退回了金门、厦门海域。他看到了全国反清势力日趋衰微的现实，而且抗清的旗帜——西南永历朝廷一蹶不振，危在旦夕。他知道清政府扑灭余火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全力对付自己。此时，清廷已经开始实施“沿海迁界”的政策，这一政策并不意味着清廷故意把沿海约三十里的广袤土地让给郑军，任其屯田扼守，反而恰恰是一种封锁的手段，旨在切断郑军从内地获取物资的通道。同时，还可以诱使郑军登陆，然后凭借自己在陆战方面的优势，歼灭郑军的有生力量。而郑军有效控制的沿海岛屿，则无法支撑起一支庞大水师的后勤供应。为了拓宽生存空间，郑成功不得已才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台湾，因为台湾有“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可以永久性地解决他的军队及其家眷的生活问题，从而建立起一个以金门、厦门两岛为抗清前哨，以台湾为物资供应基地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防体系。

用郑成功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

这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真正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郑成功收复之举，主观上虽然着眼于郑氏集团的利益，但客观上却赶走了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反清复明的将士提供了一个继续活跃舞台。

的确，如果没有郑氏盘踞台湾，清廷就不会视之如眼中钉，就不会刻意收复。台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化外之地，并因此而脱离祖国的怀抱。由此看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功绩确实足以名垂千古，称他为“民族英雄”也不为过。

然而事实上，他这个“民族英雄”，其实是个“歪打正着”的民族英雄，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英雄;是一个从私利出发，却没有料到竟然“一举成就民族伟业”的枭雄，而不是一个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难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甚至生命，来维护国家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一代英雄。

因为，大量史料可以证明：郑成功其实是一个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始终以郑氏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借口反清复明，笼络各方志士人才，纵横于南明、满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求实现个人利益乃至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大军阀。他从来没有产生过牺牲自身利益来维护民族利益的高尚念头，他拥兵自重，缺乏全局意识;他专断独行，意气用事，认友为敌，逼反良将;他在辖区内征收“苛捐杂税”，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抱残守缺，一味坚持“围城待降”的战略战术，结果，“成也围城，败也围城” ;他治军苛严，动辄斩杀、责罚部下，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以致于正值英年就气死在台湾岛。

郑成功一生的成败教训，留给后人太多太多的感悟与遐思。

一、郑成功是明朝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长子。郑芝龙，字甲，号飞虹，福建南安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却爱好舞枪弄棒，属于天生的海盗性格。他18岁就外出闯荡，流浪日本之后，娶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中国文献称翁氏)，生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郑成功。不久，郑芝龙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为一个“在日华侨首领”的义子，并因此继承了一支庞大的走私船队，并逐渐发展成为“作乱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头目。被明廷招安后，郑芝龙反戈一击，因剿匪有功，升至总兵，掌握了福建十万铁甲军的指挥权。同时，他以此为后盾，通过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

郑成功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然七岁。郑芝龙给他取名为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由于明廷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武将饱受文官歧视，因此武官们普遍重视子嗣的文化教育。郑芝龙也不例外，他重金聘请饱学之士给郑森讲解经史，终于使这个从小生长在异国的长子，于1638年5月间进学成为生员(俗称“考取了秀才”)。1642年，郑森18周岁，去福州参加乡试。当时郑芝龙已经加官都督，“富拟王者，远交朝贵，近慑抚按，炙手可热”。郑森也因此而摆出了一副贵公子的招摇派头，昂首挺胸地踱入试场。提学副使郭之奇看他不顺眼，就略施小计——没让他中举。

1645年6月，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朱聿键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郑氏集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借重隆武朝廷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独霸福建的地位。为了笼络郑芝龙，隆武帝不仅将郑芝龙列为定策元勋，使之位高权重。而且赏赐郑森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这就是“郑成功、国姓爷”等名字、名号的由来。

1646年1月，郑成功奉隆武帝之命领兵出大定关。从此弃文就武，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军事生涯。

这年六月间，清兵开始大举进攻浙东。福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郑芝龙接到了“附清同乡”洪承畴的劝降书信，决意解甲降清。郑成功坚决反对父亲轻易交出兵权的行为。父子俩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对话。

郑成功劝道：“父亲掌握重权，不能轻易降清。孩儿仔细考虑过了。我们福建多山地，不像华北大平原那样可以让清军铁骑任意驰驱。如果我们凭借闽地高险的地形，设下伏兵，节节抵御，即使清兵有百万之众，恐怕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攻破我们的重重险关。我们再抓紧时间争取民心，巩固根本，大开海道，贩运各类物资，用来补充军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中原也就不难了。”

郑芝龙冷笑道：“小孩子胡说些什么!一点都不了解天下大势。弘光朝廷拥有长江天险，再加上四个镇的几十万雄兵，都没能挡住清军，何况我们偏安一隅的地方部队呢?万一画虎不成，岂不就像狗一样了吗?”

郑成功沉吟片刻，说：“父亲所看见的只是整个事件的大概情况，没有细细地斟酌其中的奥秘。天时地利，各有不同。清朝的兵马虽然强盛，也不能不顾忌闽中的地形，定然不敢长驱直入。当初，我大明实在是缺乏人才，文臣又一心弄权，以致于天下大乱，国土冰裂瓦解，酿成了皇帝吊死于煤山的惨祸。清兵利用这个天时条件，才能够闯关而入，妄想继承我朝大统。而弘光朝廷败于南京的原因，主要在于新君无道，大臣庸碌，竟致于连天堑长江也失去了它应有的防卫功能。现在，父亲如果能凭借闽中崎岖的山势，扼守住险关要塞，那么，还可以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与闽中的民心，干一番事业。”

郑芝龙怒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清廷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必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直接引用原文，以见郑芝龙之嘴脸)

这段对话，寓示了郑氏父子在政治上必然分道扬镳的结局，也体现出郑成功的战略眼光。郑成功熟读经史，因此必定比粗通文墨的父亲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分析得更透彻。郑芝龙只想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他认为，战则胜算不大，反而会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不战而归顺，或许还有继续掌权福建的可能，而且自己还拥有一支清军所缺乏的强大水师。他相信清廷势必像明朝一样需要借重自己。这完全就是一种“识时务、求私利、驽马恋栈、有奶便是娘”的海盗思维。清廷正是利用他这种心理，用“高官厚禄以及维护其既得利益”为诱饵，哄他投降，然后控制他，使郑氏集团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郑芝龙的安全着想，从而全部服从清廷的调遣。

郑成功反对父亲投降，并不是忠心耿耿于复明大业，而是从保护郑氏集团利益这一角度出发的。与郑芝龙不同的是，郑成功在7岁之前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本民族的传统因子中有杀身成仁、渺视投降、争强好胜等思维方式存在。日本武士认为，实力尚存就屈膝投降，是对武士道与人格的最大污辱。郑成功从小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必然秉承了这种思维方式。

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使郑成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只要郑军利用闽中地利上的优势，倾尽全力层层抵御，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正穷于应付的清军，自然也没有足够的兵力，闯过福建的道道险关。他甚至精确地判断出清廷诱骗郑芝龙的真实用心。在郑芝龙前往清营之际，他牵住了父亲的衣襟，跪哭着劝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可见，他为挽救郑氏集团及其领袖郑芝龙，尽了最大的努力。可郑芝龙一意孤行，他下令弃守仙霞关，放清兵一路轻松入闽。后又不听劝阻，亲自赶赴清营投诚，结果被清军扣押，他的掌权福建的美梦终于化作了泡影，并由此而开始了长达15年的软禁生涯，直到1661年被斩首于北京。

郑芝龙自投罗网后，旗下的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余人全部解甲降清。清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福建大部分地区。郑成功拒绝听从父命，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走上了重建郑家军的道路。同年11月30日，清军背信弃义，攻入了郑芝龙的老家安平镇，大肆烧杀淫掠，郑成功的生母田川氏恰好居住在此，她躲避不及，惨遭清兵奸污，愤而自缢身亡。清兵退去后，郑成功才率军赶回安平。见此奇耻大辱，成功大怒，竟然做出了“剖开母亲的肚子，取出子宫清洗，洗毕重新放入腹中，然后厚葬其生母”的出格举动。从此，郑成功决意“招兵买马”，开始了长期的抗清生涯。

郑芝龙自寻死路，肇因于急功近利的海盗思维，加之文化层次太低，缺乏分析判断形势的能力，更要命的是他还一意孤行，不听良言，以致于一生心血，毁于一旦，同时还将福建的大量要塞拱手送于清兵，此举大大增加了日后郑成功在闽地抗清的难度。郑成功只能在海上与清军周旋，登陆后常遭到拥有陆战优势的清军围攻，即是他父亲的“短视与苟且”造成的恶果。那么，深具文化修养的郑成功，能否挽回父亲一手导致的不利局面呢?

可惜的是，他虽有这方面的能力，却最终没有如愿。他颇有战略眼光，但“家庭影响”制约了他人格的发展——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在生命开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其一生的所有表现中。

洵非虚言，正是这一原因，使郑成功一生都摆脱不了海盗思维、浪人性格。他的这两大致命缺陷，表现在日后——那就是只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抗清，对于全国范围内的其他抗清势力只作声援，不予配合，这种“隔岸观火”、“不以大局为重”的取向，阻碍了反清势力的战略联动，不能让清军腹背受敌，顾此失彼。各路清军能拧成一股绳，全力打击抗清势力，而各股抗清势力却貌合神离，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难以立足，被迫东渡攻台，实为咎由自取。此外，从他以变态的手段对待母亲遗体的行为来看，也可以发现，他的血液中依然流淌着日本浪人的那种残忍暴戾、易走极端的冥顽因子，这也正是他无法避免“自食苦果、自掘坟墓、自毁长城、众叛亲离”的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1647年9月间，泉州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加强了自身力量的积聚，广泛招募文武人才。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中，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相继而来。起初，郑成功对他们礼敬有加，每遇重大事件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善于理政的文官幕僚班子。同时，他还凭借自己在隆武朝廷中的地位以及郑芝龙的旧关系网，招集兵将，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他的宣传攻势中，陆续又有反清将领、随郑芝龙降清复又懊悔的闽中将领、深怀故国之思的“降清明将”奔走而来。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军需供应问题很快浮出了水面。由于郑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以及小片滨海土地，而靠当地的物力与财力，根本不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舟师、陆战部队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郑成功是如何解决后勤问题的呢?

他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他继承了郑芝龙开创的海上贸易事业，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师优势，把内地出产的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海外，从中赚取高额利润，购买军需品的费用由此而来。其次，是在攻占地区征收粮饷，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郑成功摊派的田赋、征发的劳役苛重之极，此举虽然解决了郑军的燃眉之急，但如此竭泽而渔，却直接导致了民心的向背：百姓宁可做清朝的顺民，也不愿做郑军辖下的“义民”。“民心尽丧”，这也正是郑军在攻占许多沿海土地之后，往往不能立足的根本原因，何况，有时还不是单纯的征税问题，更有那“赤裸裸地掠夺民财”的事件频繁发生。沿海百姓纷纷将郑军视作海盗，避之惟恐不及。郑成功自然就难以在军事上取得大的进展。

由于福建多山地，和平时期就缺粮，需要从广东的潮州、惠州转贩粮食，以弥补闽中困境。因此，即便郑成功收尽闽中粮食，也难以养活自己庞大的军队。运筹良久，他决定西取“粤南大粮仓”——潮州，来永久性地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

可是，1648年的潮州，尚在明军手中。郑成功图谋夺取潮州的行为，就属于挑起明军内讧的“不义”之举。郑成功师出无名，不能不有所顾忌。他思来想去，认为为了郑氏集团的长期利益，哪怕从此担上恶名，也在所不惜。几天后，他致信潮州总兵郝尚久，以“联兵”为由要求常驻潮州。郝尚久断然拒绝，郑成功闻讯，终于扯下了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兵锋直指潮州地区。

这年12月17日，郑成功亲率大军猛攻明军郝尚久部，肆无忌惮地大打内战，作战期间，郑军小股部队“在民间搜刮粮饷”的劣行从未停止。由于倾巢出动，兵力强劲，郑军先后占领潮州府属各州县，于1650年兵围潮州府城。

南明朝廷对郑成功挑起内战的举动极为不满，可惜中枢软弱，无力节制各路军阀，只得派中书舍人陆漾波前往调解——劝说双方停战.

郑成功眼见粮食基地即将到手，郑氏集团从此可保“衣食无忧”，哪里愿意就此罢休。面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大军阀，陆漾波束手无策，只得怅然而归。清军趁此有利时机，大举南下，占领广东大片土地。郝尚久被郑成功打得喘不过气来，一怒之下，决定叛明降清，他致书清将孔有德，请求援助。清兵抓住时机，蜂拥而至，与郝军里应外合，终于击败了郑军。

郑成功举措失当，只好吞下“鸡飞蛋打”的苦果。

当时，反清形势十分严峻。郑成功悍然发起“攻潮之役”，此举是极不策略的，他只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有购粮款而不用，却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军粮问题，结果很不明智地挑起内战，移祸百姓，以致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迫使郝尚久把这块富饶之地献给了清方。况且，郑成功占有沿海许多岛屿，如果与广东明军搞好团结，背靠广东反清基地，南明势力气眿相通，那么复兴大业将极有希望。而且军粮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惜乎，郑氏志不在此，一心只想在南明统治区扩张势力，终于破坏了抗清大局。

海盗的劣根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鼠目寸光，祸害百姓”。由此可见一斑。

三、1650年7月，郑成功从广东败回，又萌生了成为郑氏集团霸主的念头。当时，郑氏集团的另一实权派系郑彩据有厦门，是郑成功集团之外的另一大“海上军事势力”。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即便是同门子弟也不行!”

郑成功毅然决定智取厦门，收编郑彩的军队。机会终于来了，郑彩外出办事，留弟弟郑联守卫厦门岛。郑成功知道郑联头脑简单，于是迅速采取行动。先给郑联送去一千石米，请求让“郑成功集团军”登岸休息。当时，郑联正为缺粮发愁，听到有人送来粮食，当然高兴，再加上郑成功本来就是自家人，因此，他未经细想就爽快地答应了郑成功的“请求”。

谁知，郑成功的军队一上岸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缴了厦门守军的兵器。强占厦门之后，郑成功一不做，二不休，竟残忍地将郑联杀死，一举吞并了郑彩、郑联的全部人马、战舰。在外办事的郑彩，做梦也没有想到郑成功竟然会从背后插刀，竟然如此地心狠手辣，而自己，一夜之间竟然由一名堂堂“水师统帅”，沦为“孤家寡人”，操两空拳，回天乏术，只好归老于家。

1662年5月8日，众叛亲离的郑成功终于完全绝望，一代枭雄气噎而死，享年38岁。

他至死都没有明白，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自己来做决定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随之而来风险。尽管人都是自私的，但由于人们的决策能力有高下之分，所以，人们的发展程度也就各不相同。有的人因此而自找麻烦，自取灭亡。

七、郑成功的悲剧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平凡的道理：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光有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才能、过人的胆略是不够的，还必须时刻警惕私欲的泛滥。人人皆有私欲，但理应时刻放眼全局，适当地抑制私欲，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真诚的支持与热情的帮助，才能构建共赴成功的和谐环境。如果郑成功能像张煌言一样，领军打仗，全凭满腔的爱国热忱，能与部下同甘共苦，又有容纳才士缺点的雅量，有海纳不同意见的胸襟，那么以他的实力，必定能作出一番更伟大的事业。

在此，我们还可以悟出一个悖论：现实生活中，过度自私的人常常不能自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可仍然有那么多人，眼睁睁地自蹈死地，这正如当年唐太宗所说——“贪人不解爱财”。因为，自私的人常常发现不了，什么才是自己的根本利益。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但需要才干与胆略，而且必须拥有肚量以及慧眼。如果说才干、胆略是傲然屹立的二足，那么，肚量与慧眼就是飞翔的翅膀。

因为人的智慧，命中注定地要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一目标，仅仅服务于人的基本需要，那么，人就会变成魔鬼，智慧反而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郑成功凭着收复台湾的壮举，名垂青史，这是他的缺陷人格所迸发出的唯一亮点。不管他驱逐殖民者的真正动机是出于哪一点，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为中华民族立下的功勋，更不能忘记他的“自我中心主义”给他的人生、给反抗异族入侵的大事业带来的“贻讥千古”的百千蹭蹬。

挑起内讧，是为“不忠”;虐剖母尸，是为“不孝”;强夺厦门，是为“不义”;枉杀郑联，是为“不仁”。

从此，郑成功在郑氏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丧失了许多来自家族内部的支持。可郑成功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秉承了郑芝龙惯有的“一意孤行”的跋扈作风，终于把“水师良将”逼成了自己的死敌。

施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拥有极为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但他个性倔强傲慢，常有恃才放旷之举。作为一军之统帅，郑成功的一大弱点，就在于不能充分地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级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1651年元月，郑成功再次倾巢而出，去潮州抢粮。施琅当时就指出厦门兵力薄弱，恐有危险，希望郑帅有所顾及。郑成功听来逆耳，认为施琅有意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躁怒之中，他竟解除了施琅的兵权，遣回厦门担任防务，却只分给施琅极少的人马、船只。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施琅观点的正确。福建清兵主力利用厦门防务空虚的弱点，租用了郑氏家族的其它船只(郑成功做梦都没想到连自己的家族成员都开始帮助清军)，偷袭厦门，掠得了郑氏集团二代人做海外贸易，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施琅赶回厦门后，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可惜寡不敌众，被阻挡在厦门海域。他原以为郑成功回来后，会根据他的表现，恢复他“左先锋”之职。不料，郑成功仅仅赏银二百两了事。施琅失望之极，竟剃光了自己的头发，不愿再见郑成功。

不久，“曾德事件” 爆发了，曾德是郑氏旧将，后被郑成功安排在施琅麾下效力。施琅失势后，曾德见呆在他手下已无发展的机会，就利用与郑氏的旧关系，返回郑成功军营中充当亲随。施琅恨极了郑成功的赏罚不公，又听说曾德弃己投郑，顿时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将曾德秘密捉回，从速斩首，以泄私愤。郑成功闻讯，驰令勿杀。可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曾德原是郑氏将领，虽然一度隶属于施琅，但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被解除兵权，他都无权擅杀曾德。由此看来，郑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当即拘捕施琅及其父亲、兄弟。可就在当晚，在亲信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回了大陆。郑成功获悉，怒发冲冠，立即将施琅的父亲、兄弟处斩。施琅得知噩耗，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三十年后，正是他，率领清军水师彻底消灭了郑氏军阀势力。

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之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缺乏作为一名统帅所必需的全局观。施琅逃逸后，株杀他的父亲与兄弟，就是不智之举。郑氏家族凭海上活动起家，清军又不习海战，因此决不能把杰出的海军将领推向清方怀抱，使清廷得以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匹敌的水师。一个刚毅的领导与一个要强的下级组合在一起，要发挥出最佳的工作效能，关键就在于领导要有容人之短的肚量，要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施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但他将“个人的扬名立万”置于民族大义之上，“士为知己者用”是他终身信奉的准则，恃才放旷是他的个性缺陷，无论在明还是在清，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踷满志，失意时牢骚满腹”的特点。可他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从来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对于这样的人，只要用才得当，就能使己方如虎添翼。在这一方面，就胜过郑成功，他精通御将之法，对施琅恩威并用，终于使之练就水师，直捣台湾。施琅叛逃之后，其实郑成功尚有挽回其人的时机，只须善待施父与施弟，密信告诫施琅：若能返回厦门则既往不咎。那么即使施琅不愿归来，因为亲人在郑成功手中，他就不敢为清廷效死力。郑氏集团照样可以称霸海上。由此可见，日本浪人的冲动倾向对郑成功成就大事为害之深。

可叹的是，郑成功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自断一臂，以肥清敌”的不智之举，他还要一错再错。

1656年3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队返回厦门，带回了在潮州抢到的饷银十万两、米十万石。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处“揭阳丧师”之罪。潮州揭阳一战，由于“左前锋”苏茂轻敌冒进，导致郑军一战损失了四、五千人的败局。郑成功一再坚持，要斩杀苏茂以及援救不及时的黄梧、杜辉。由于众将领反复求情，才改判为斩杀苏茂，重罚杜、黄。

郑成功从严御下，这对拯救“涣散怯懦”的明军是很有必要的，但他的个性过于刚强，往往走极端。众将领认为：苏茂虽败，但其作战勇敢，而且突围而出，理应薄责示警，让他戴罪立功。而郑成功必欲杀之，是因为苏茂私自放走施琅，让郑帅怀恨在心，所以伺机报复。一个屡立战功的人，就因为这点小疵，就让他命赴黄泉，国法何在!

监斩苏茂之后，郑成功余怒未消，他兀自决定，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戴罪求功——防守海澄要塞。海澄要塞，是郑成功在大陆建立的唯一前进基地。它“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动用了大量物力与人力，历时多年，才建成坚固的海澄城墙。他在城中屯积了大量的军械与粮食，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地，海澄，还与金门、厦门二岛遥相呼应，势成鼎足。清军曾经多次力攻该堡，都落得个兵败如崩的下场，足见海澄之易守难攻。可如今，郑成功却让刚刚受过责罚的黄梧与深怀丧兄之痛的苏明，去镇守海澄要塞，这不是典型的用人失当么?没几天，苏黄二人果然叛变，将要塞拱手献给了清方。郑成功获悉，悔之已晚。他再也没能收回海澄。

郑成功为抗清做了许多细致而又踏实的工作，可为什么常常功亏一篑呢?概因其“自我中心症”在作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不以自我观念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符合其观念的一律排斥。由此，他“一意孤行、意气用事、驭将无方”的根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