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部队文艺座谈会：驳“林彪江青勾结”论？

1966年部队文艺座谈会：驳“林彪江青勾结”论？《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一个老话题，笔者之所以还要议论它，是因为笔者与已有的观点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多少年来，凡是讲到文革中的林、江关系，都把这个《纪要》当作他们紧密勾结、兴风作浪的重要依据。后来，当事人回忆会议情况和揭露历史真相的文章不断出现，让人们知道了“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和“黑线”论是毛泽东和江青提出并写上去的，林彪并没有委托江青开会，这为廓清迷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所谓“座谈会”是谁策划召开的？“座谈会”《纪要》是谁炮制的？炮制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选在此时召开这个会？为什么选在部队开会？它的实际作用又是如何？林彪对这个会是什么态度？——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清楚地了解《纪要》和它在文革中的特殊作用。余汝信先生的《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已经把毛泽东制造“林彪委托”的假象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剖析《纪要》的其他假象。一、毛泽东、江青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这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林彪“委托”江青开的。查遍所有资料，找不到一个字证明林彪曾经“委托”江青召开这个会。江青是自己主动跑到苏州见林，并不是林彪约请她；是她告诉林，她要“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开这个会究竟是谁的主意呢？江青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1〕江青在这里说的是真话。因为毛泽东全力投入了这个会，三番五次地参与修改该会的《纪要》，亲自决定该《纪要》的下达名义和程序。所以，这个会是毛泽东和江青策划并操纵召开的。那么，毛江究竟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毛泽东经过长期准备和筹划，他一生中两件大事中的第二件大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在1966年年中拉开帷幕。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关系到他身后千秋功业的大事，其意义远远超乎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冒着巨大的风险——73岁高龄的风险和他所预计的党内多数人反对的风险——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毛泽东对中国民间谚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自己去”非常熟悉，在晚年经常念叨。毛心里明白，1966年，自己已经73岁，并且患有多种疾病，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逃不过“阎王爷”的手掌心。所谓“阎王爷不请自己去”，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病倒，甚至撒手人寰。毛泽东因此有一种异常的紧迫感，他要和阎王爷作战。这个风险是毛无法克服的。

毛泽东要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目的，完全不是像他公开宣示的那样，是“反修”、“防修”，而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目的摆出来昭示全党。由于见不得人，所以，他采用的基本手段只能是阴谋、权术和欺诈。他虽然押上他几十年来的所有积累作赌注，但是，他心里异常明白，“纸包不住火”，一手遮不住天，随着阴谋的一点点暴露，他必然要遇到来自全党全军全国上上下下的阻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1966年10月1日，“晚上上天安门看烟火时，到后来太晚了，很多人都走了，陶铸、陈伯达、康生都走了，只剩下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并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惊的是毛主席接着说的话：‘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这说明他充分估计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相当大，另外也看到他的决心很大，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失败了，受到惩罚的话，你们要同我一起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虽然这段话是毛在“部队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八个月说的，但是，这个问题在毛的头脑里却不是当时才有的。对毛来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是一个巨大的“梦魇”，在他筹划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时时时刻刻牵着他。毛竟然把发动文革和要被枪毙联系在一起，可见这个风险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所以说，这个风险也是毛极难逾越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军事家，对这场巨大的、特殊的“战争”，事先必有全面的谋划、运筹。对它的准备，发动，如何达到高潮，如何结束，如何用将用兵，需要组织多少大的战役，以致于每个战役如何进行，毛泽东都会殚精竭虑，精心谋划，他觉得有了把握才能动手。文革开始前夕，毛避开除周恩来以外的所有中央领导人，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韶山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与世隔绝了11天。在这个“西方山洞”里，毛唯有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毛在干什么呢？他“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在文革正式发动之前，已经组织了几个“战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发表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拿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按照他自己的信条：“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从1962年以来，毛已利用各种方式造了大量的舆论。由江青前台指挥炮制出来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毛本想掀起一个大的声势，然而，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北京的报纸软拖硬顶，就是不理睬。后来不得不登，还放在学术版；发行小册子北京也不预订。中央政治局的多数人对批判吴晗不积极，彭真、陆定一等设法对批判加以约束，多方保护吴晗。知识界也采取消极态度。这些情况令毛十分愤怒，十分恼火。大战发动在即，毛泽东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就是组织队伍。毛泽东历来极其重视分清敌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文革这场战争中，谁是毛必须依靠的力量，谁是毛需要团结的朋友呢？肯定地说，在党内高层，毛没有可以信任、可以依靠的力量。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共核心——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共26人。其中，文革前已去世3人（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已打倒2人（彭德怀、张闻天）；文革开始前毛泽东即认为要打倒或有严重问题的5人（刘少奇、彭真、贺龙、邓小平、陆定一）；老迈病重的3人（朱德、董必武、刘伯承）。以上共13人。这样算起来，八大政治局除毛泽东外还剩下12人：周恩来、陈云、林彪；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乌兰夫。这些人，有毛泽东可以依靠的力量吗？一个也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早已失去了毛的信任，很快被打倒或靠边站（陈云、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薄一波、乌兰夫等8人）。最后的周恩来、林彪、陈伯达、康生，情况又如何呢？对周恩来，毛从来只是利用和批判斗争，从未把他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对林彪，表面上看，毛发动文革是“依靠”了林，让林当上了惟一的党中央副主席，但实际上，从文革的准备阶段到林彪死亡，林虽然坐在“副统帅”的位置上，毛却从未让他有任何实权。重大决策不要说林彪不能参与，有的重大问题就是在毛决定之后也不对林讲。对陈伯达，毛泽东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对康生，毛似乎“依靠”的程度大一些，但是，康生是江青的“走卒”、“附庸”，“一切问题都以江青的意志为转移”（王力语）。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毛抛开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依靠他临时组织的“总学委”（主要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等）。解放战争时期，他依靠中央五大书记和四大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建设时期，毛逐渐感到无所依靠，因为毛不懂经济，又想凭空胡来，他的意见总与多数人的意见相左，从而成为促成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到要发动文革的时候，在中共的老班底中，毛就完全没有可以信任的力量了。

那么，毛要进行这么大的“战争”，能够没有组织上、力量上的准备吗？当然不会。毛泽东明白，发动和领导文革，掌舵人是他自己。但是，只有掌舵人是不行的，毛特别需要能够在第一线冲杀、能挂帅出征的先锋。这个先锋必须极为可靠；必须嗅觉敏锐，最能领会和贯彻毛的意图；必须敢打敢冲；必须善于煽动和宣传。更为困难的是，这几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谁符合这些条件呢？毛泽东心目中的对象只有一个人，就是江青。毛与江青结婚近30年，毛对江用了非常大的力气精心培养，毛对江的期待还远不止是打先锋。现在，毛认为到了江青该出山“露峥嵘”的时候了，到了该让江青挑重担的时候了。但是，如何推出江青，却是摆在毛面前的一个大难题。众所周知，中共有一个传统，就是十分重视资格和山头——是井冈山上下来的，是长征的，是延安的，是方面军的、几野的……大家对何时参加共产党，何时参加军队，何时担任什么职务，即所谓党龄、军龄、职龄，十分重视。江青在资历上虽然还说得过去（1933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但是，她在上海有一段当演员而且绯闻缠身的经历，历史上也有诸多疑点，所以，江青在党内高层的名声非常不香，许多人曾极力反对毛江的婚事；在职龄上也拿不出手：解放战争时期江青担任政治协理员（相当于营级干部），主要工作是照顾毛的生活。解放后，公开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级别为9级，且长期不上班。另一项过硬指标——战功，江青几乎等于“零”。若按常规论资排辈，江青则永无出头之日。在党内高层许多人的心目中，她只有一个身份——“毛泽东的女人”，大家完全不认为她有什么水平和能力，充其量，江青只能当一个“副部长”。1966年下半年，陶铸曾告诉他的夫人曾志：“有一次，我与周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8〕江青对只把她看成一个副部长级的干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从这件事，一方面，清楚地看出以周恩来和陶铸为代表的中共高层对江青的能力大小、可任职务的一般估计；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江青对自己的评价有多么高！毛心里明白，他一定要重用江青，但又不能犯众怒，否则，即使把江青提拔起来，她也无法工作。毛不能公开凭空吹捧江（隐晦曲折的吹捧是有的，如把江青捧为“乱云飞渡”中从容挺立的“劲松”），不能突然地凭空提拔江，所以，毛必须采取特殊方式，使江青在极短时间内建立“特殊功勋”，给江青迅速进入最高层建立基础。其实，毛泽东早就开始做准备了。

方丈先生在其文章《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中深刻地指出：中共高层家庭成员参政掌权，起于文革之前，其发起人是刘少奇。“四清”运动中，刘太太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全国推广，被印成小册子，是所有干部必读文件。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学习讨论。全党全国确实掀起学习桃园经验的高潮，王光美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第一个夫人新星。在这之前，共产党还没有把太太搬出来当政治人物的先例。所以刘少奇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随着刘先生抬出了太太，林彪等人也把太太叶群变成办公室主任。问题是刘少奇和林彪两家的太太掌权，是经过谁的认可。或者，这事是否就是他们二人自己想这么干就干了。笔者在其中有一极大疑问，并在此作一大胆假设：刘林的太太掌权，得到毛泽东支持。（卡玛女士对笔者说，为拍《八九点钟的太阳》她曾访问王光美女士，王女士说是毛让她出来的）。支持他们的理由，是以他们二位打前锋，为江青出台做好准备。用他们二人的太太打这个前锋，是非常合适的。在中共高级干部内部，太太分成两伙。一伙为老红军派。如朱德周恩来的太太。一伙简称“新的”。这简称可不是笔者自创，而是老一派对年轻的那几个的称呼。毛、刘、林三人的太太都属“新的”。江青是三人中年纪和资格最老的。所以以刘、林的太太打参政前锋，如果得到世人认可，江青的出台就顺理成章。如无毛泽东的认可，刘林绝对不能也不敢让太太出台参政。至于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太太的任务是为江青打先锋，笔者认为他们绝对地知道。也就是说，他们让太太出台参政，必是毛授意支持。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是在为江青打先锋。假设他们没有得到毛的准许，不是为了江青打先锋，而自己擅自让太太参政，那不但说不通，而且也绝对不像刘林二位的为人。如果毛示意让刘林作太太参政先锋，他们就会把这当作上级命令，而努力执行。〔9〕王光美、刘源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证实了方丈先生的观点：“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虽然有了刘少奇太太王光美和林彪太太叶群的铺垫，但是，主要还得靠自己。前几年，江青抓京剧改革，赢得了一些名声，但只限于戏剧界，扩而大之，也只在文艺界，而且是在基层单位；1965年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了一大功，进入了政治界，但江处于幕后，人们不知道除姚文元以外还有第二人。因此，需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办法，使江青不但进入政治界，而且大大提高其知名度和政治地位。同时，还必须让江青尽可能多、尽可能早地与军队建立关系。非常的目的必有非常的手段和非常的举动。所谓非常的手段和非常的举动，就是开一个特殊名目的“座谈会”，它不需要兴师动众，名称不显眼，却可以包含无限大的内容，时间短，见效快。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和非常举动，是由毛泽东急于推出江青的目的决定的，是由毛泽东急于篡权的需要决定的。毛汲取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教训，这一次采取强力攻势，时间抓得紧，用兵少而精。毛江打了一场速决战。从1月21日江青面见林彪，到4月10日将“座谈会”《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党全国全军发出，只用了区区七十八天。毛江组织的前一个战役——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用了七、八个月。而这个《纪要》比之于前者，其作用和影响要大得无法比拟。

二、毛泽东和江青怎么开这个会？这个“座谈会”有许多极突出的特点。（一）毛江夫妇亲临第一线“座谈会”之所以能够开成一个成功的速决战，毛江夫妇亲临第一线是决定性的因素。江在前台坐镇开会，毛在后台亲自操刀《纪要》的撰写。全部兵力实际上只用了四个人——除毛江之外，再加上陈伯达和张春桥。部队派出了四位将军——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正在代替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少将）、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少将），他们在军队可以号令千军，可是在“座谈会”上，是听江青呼来唤去的木偶，每天只是陪着江青看电影，听江青“侃大山”。江青自己也承认：“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12〕用兵之少，用兵之精，可谓登峰造极。

（二）“座谈会”，瞒着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瞒着林彪这就奇怪了：不是“林彪委托江青”的吗？即使林彪没有委托江青开会，江青也是到了苏州向林彪报告了的，怎么能说瞒着林彪呢？请看事实：1，“座谈会”开始前，1966年1月21日和1月31日，江青两次到苏州见了林彪。这两次见面，江青只对林说了要开一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方面的座谈会，但对开会的真实目的和具体做法，完全没有向林彪透露。所以，从林彪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以为江青之所以要找部队的人，是为了研究关于三大战役的创作，总政治部则带上了熟悉三大战役的人和有关三大战役的资料。直到开会前，会怎么个开法，座谈些什么，林彪办公室和参会的部队人员仍然丝毫不知。在“座谈会”的全过程中，江青压根儿没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更没有谈什么“三大战役”创作问题。只告诉你开会，却不告诉你开什么会和怎么开会，江青对林彪和部队方面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江青连林彪都骗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可想而知。“座谈会”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三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不言而喻，江青所说的“北京”，就是指的中央其他领导人。迄今为止，正式的书籍、文件，均没有材料说明中央别的领导人事先或开会过程中知道这件事。2，“座谈会”《纪要》标题中的“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至今没有材料证明毛在加这几个字之前征询过林的同意，相反，却有材料证明林彪从来不曾承认他“委托”江青开会。毛既然在标题上作了如此改变，为了前后一致，他也把正文原稿中的“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15〕，可谓滴水不漏。笔者判断，毛要用“林彪委托”的名义，是早已谋划好的，在什么时候把这几个字加在标题上，毛也是有计算的，毛把这个时机选在了《纪要》即将定稿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毛也是盗用了林彪的名义，欺骗了林。3，毛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向全党全军发《纪要》，也是瞒着林彪及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只要分析3月17日毛泽东的批示和3月19日江青给林彪的信，即可明明白白。毛对《纪要》的批示全文是：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江青给林彪的信的全文是：林彪同志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此致敬礼！江青1966年3月19日直到这时，《纪要》已经定稿，箭在弦上，就要射出去的时刻，毛江夫妻对林彪和军委，对中央书记处，还是不把他要用“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把《纪要》发向全党、全军这一底牌亮出来。只说前半句“建议用军委名义”——用这个名义干什么？是以军委名义上报中央呢，还是发到部队学习贯彻呢，还是其他？这个“后半句”让你去说，不但让你说，还要让你做，这就是毛泽东的狡猾。而且，刘志坚等人也只打算把这个《纪要》报告林彪和总政治部党委，完全没有打算“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毛和江在这里又替林彪安排了下一步——送给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送给它们干什么？毛江还是不说。

（三）江青主宰会议的一切，部队派去参会的人只是当“花瓶”那时的江青，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她丝毫没有必要跑到部队“座谈”什么“文艺工作”，部队的文艺工作有总政治部管着，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另外，江青要组织一个座谈会，按照常理，应当找职务、级别比自己低或和自己相当的人参加；或者是部队召开有关会议，江青或列席，或指导，或旁听。刘志坚副主任相当于副总理级，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的职务也比江青高得多。所以，江青召集这个会，是下级对上级、军外对军内的一次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江青理应礼貌、恭谨、谦虚。但是，江青全无起码的礼仪。开会的时间由她决定，地点由她决定，参加人员由她批准，座谈会由她主持，会议的具体活动也都由江青安排。刘志坚回忆道：会议“没有个日程安排，也没有个议题，每天的活动都听江青安排。她说谈就谈，说不谈就散。”“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集体座谈一共四次，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讲完就散。〔16〕会议虽然挂着“部队”的名义，但是，它不在部队的驻地，不是部队的人主持，而且部队的参加者竟然没有发言权。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却天天参会，并且起着比部队人员更重要的作用。

（四）江青强行通过“座谈会”《纪要》3月19日上午，刘志坚等人奉江青之命来到上海为《纪要》定稿。江青问刘志坚等人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刘志坚等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有不同看法，认为这样写涉及到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这是刘志坚等人惟一的一次提出对《纪要》的修改意见。但是，就是这区区两个字，“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再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17〕江青在开会期间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完全不把刘志坚等人放在眼里。

（五）“座谈会”为江青穿上了四件最显赫的外衣一曰毛泽东修改。毛泽东一反常态走到了前台，他通过中央文件昭告全党，此《纪要》乃本人亲自挂帅反复多次地修改。毛的话一言九鼎，全党全军谁不奉若神明？二曰林彪“委托”。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解放军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深得毛泽东赞许。林被誉为“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江青曾经几次扬言：“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我要搬尊神”。〔18〕由林彪“委托”，“委托”的对象又是毛的夫人江青，这种气势谁人可挡？事实证明，林彪根本没有“委托”江青开这个所谓“座谈会”，而毛却打定主意要把林彪装进他设好的套里，所以，他在《纪要》的标题上做了个大手脚，故意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19〕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本来是毛江夫妻合伙搞的阴谋，现在毛硬把林加进去，让局外人看起来，似乎林彪是“主角”——我林彪要开这个会，由于某种原因我本人不能出面，而“委托”江青代劳。这就告诉人们：江青是由林彪授权开这个会的，她的行动是代表林彪的。毛的这六个字，成为了套在林彪身上的一条绳索。

毛泽东利用文章的题目搞阴谋，我们并不陌生：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几次找毛谈话而不得，只好给毛写了一封信。可是，毛却给这封私人信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下发与会人员批判，这样就把彭德怀的信的性质改变了，气得彭德怀七窍生烟。这一次，毛又故伎重演。三曰“部队”全力支持。当时，全国上下响彻一个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这时的解放军，如日中天，威信从来没有这样高。任何事情如果有了解放军的支持，就一定会稳操胜券。江青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20〕江青当时在部队没有职务，过去也很少与部队打交道。因为她在中宣部任职，文革开始前的几年，由于抓京剧改革，都是在文化系统活动。所以，江青要开有关文艺的座谈会，按照常理，应该在中宣部系统、文化部系统、全国文联系统进行，这样做比较合乎情理，名正言顺。可是，毛江的这个“座谈会”偏偏选中了部队。不谈部队文艺工作，只让部队派几个人坐会听江青训话，陪江青看电影，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得到“部队”这块招牌。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与“林彪委托”相呼应，以为这个活动一定得到了部队的全力支持。四曰“中共中央文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毛江的教训极其深刻。毛江本来想借它烧起文化大革命的大火，可是，让一个名气不大的文人姚文元（而且是名声不太好的文人）署名写一篇文章，登在一份地方报纸《文汇报》上，这个做法实在太蠢了。人家可以不理会你，可以把你只当成“学术问题”，拒绝，拖延，甚至压制、封锁，让你毫无办法。这一次，毛江完全改变了策略，不经过正式渠道，以个人名义开“座谈会”，然后写出一个会议文件，这样做可以不用经过任何会议，任何人无法指责。写成《纪要》后，先让军委“认可”，再让中央“认可”，然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全军全国，让你俯首称臣，根本无法拒绝。

由毛泽东亲自修改，有“林彪委托”、“部队”这几个闪亮的字眼，又披上“中共中央文件”的虎皮，使江青“师出有名”，极大地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加上江青本人的特殊身份，便造就了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威力无比、所向无敌的“原子弹”。策划和抛出姚文元的文章，江青还处于幕后。这一下，从军队到地方，全党、全国、全军县团级以上党委，第一次看到了江青的大名，而且江青的名字赫然醒目地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的标题上。虽然江青在这里的身份仅仅是“座谈会”主持人，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别的身份，但它的实际分量却很重。这一举动把江青公开地、正式地推到了前台，把江青的地位和影响抬到了极致。借助它，把江青一下送到了九天之上；借助它，为江青日后插手军队打开了方便之门。毛泽东为江青即将进入最高层搭了一个特殊的梯子。这是毛江篡权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步骤，是毛江夫妻共同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这也是毛将党和军队当成他的私人工具的表现。毛泽东就是利用“座谈会”这个又小又一般的形式，去做大文章，包含大题目、大内容。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玩弄阴谋手段的高明。可是，这四件外衣中的第一件和第二件——林彪“委托”和“部队支持”，却是“皇帝的新衣”，纯属子虚乌有，是“导演”盗用的名义。第四件也是毛泽东利用权势，先让军委“通过”，再让中央书记处就范。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淫威，由于江青规定的“保密纪律”，只有几个人知道内情，党内、军内几乎全被蒙蔽，而且蒙蔽至今。

（六）《纪要》中充塞着谎言和欺骗前述盗用“林彪委托”和“部队支持”是最突出的。此外，还可举出几例：1，在第三部分“落实措施”中加了第一条：“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刘志坚说，林彪根本没有这个建议。〔21〕2，故作谦虚。如，毛和江是要大力推行这个《纪要》的，这在中共中央批发《纪要》的批语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批语说：《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而毛却在最后定稿时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毛还把把“学习江青”的字样改为“仿照江青”。〔22〕3，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如：把“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江青同志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符合军队情况”，改为“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把“汇报提纲”中“为了使江青同志的这些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改为“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落实。”所以，刘志坚当时就感到，江青既想通过《纪要》把她的思想反映出来，又不想写成是她说的，要以解放军的口来说她想说的话。〔23〕……综合上述，这个会对江青而言，是“独谈会”，对刘志坚等人而言，是“座听会”。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会议史”，如果有，那么这次“座谈会”列为一个典型是当之无愧的。如果不是知情人披露，世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共产党的“会”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开法。这个会就是这样开的。这个会是一个荒唐透顶的会，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阴谋会。

三、《纪要》是谁写的？常识告诉我们，会议的“纪要”、“总结”之类的文字，都是由参加会议的人或会议工作人员（如秘书组、简报组等）来写。何况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是部队宣传、文化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是“笔杆子”，写一个会议纪要，易如反掌。常识还告诉我们，会议“纪要”、“总结”之类的文字，必须围绕会议内容，写会议本身的事情，应当说明该会议概况，议程，有争议的观点及结论，会议的成果和如何落实等。可是，毛江开的这个“座谈会”却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基本上不是部队派去的会议参加者写的，纪要的内容远远离开了会议本身。“座谈会”开完以后，刘志坚等人写出了符合常规的“汇报提纲”。刘志坚回忆道：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2月19日，“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称“汇报提纲”），它有三个部分：1，座谈会经过；2，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3，落实措施。共约3000字。刘志坚说得很明确，写“汇报提纲”的目的是（也仅仅是）“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而不是其他。他们完全没有这个会是“林彪委托”而开的概念。可是后来，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个稿子被动了四次大“手术”，由3000字变成了11000字，目的、对象也完全变了。第一次“手术”（2月26日-28日）：参加人：毛泽东亲自指派陈伯达、张春桥参加，〔24〕加上江青、姚文元和陈亚丁，“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25〕主要变动为：根据陈伯达的意见，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近900字；增加了美化江青的话；把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的成果”；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增加了攻击罗瑞卿的内容；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任务，全盘否定30年代文艺；对一些文艺作品进行无端指责。第二次“手术”（3月1日-14日）：参加人：毛泽东，陈伯达、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刘志坚虽然被叫去参加修改，但他认为“稿子既然主席改过了，也就可以了，要补充些什么，也只是听陈伯达、江青说”。〔26〕刘的话代表了其他人的态度，毛泽东改了，谁还不俯伏在这个最新的“最高指示”之下？全文又扩展了近一倍，变成约10000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审阅，修改共11处，最重要的是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其他重要修改还有：原稿提出了文艺界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不仅肯定江青等人提出的这个贻害无穷的观点，还意犹未尽，又特别加上“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27〕请读者特别注意：“黑线专政论”是江青等人提出的；“还有将来的黑线”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作为中国高等院校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称：《纪要》出笼以后，整个文艺界就处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淫威之下。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71年林彪垮台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林彪、江青一伙发动了一场场对所谓“文艺黑线”的“围剿”战，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天下无好人，冤狱遍国中，文艺界一片白色恐怖。〔28〕试问该书作者，造成你们描述的这种情况的人，是林彪吗？到林彪垮台就结束了吗？第三次“手术”（3月14日-17日）：参加人：毛泽东，陈伯达、江青、张春桥、陈亚丁。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全文增加到约11000字左右。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3月17日专门写了一个批示（见前引）。毛说要“用军委名义”，“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做什么呢？毛没有说。刘志坚等人原来打算只需向林彪和总政治部党委汇报一下即可结束的一件不算大的事，在毛这里一下子升格到了“军委”。第四次手术（3月18日-22日）：参加人：毛泽东。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他在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29〕可以清楚地看出，《纪要》经过这么多次“手术”，篇幅扩大了将近4倍，改变了标题，改变了主旨，改变了受众对象，加进了大量江青没有谈过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全变了。部队参加会的人在这个《纪要》上写了什么呢——在它的开头写上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在它的第三部分写上了部队如何贯彻的几条意见，这些内容虽然接近占到总篇幅的20％，但其地位却实在可怜。除此之外，其核心的第二部分，就完全不是部队参会的人写的了。这个《纪要》最主要的写作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他抛开了“座谈会”，抛开了“部队”，信马由缰，恣意发挥，为它钦定标题，上纲上线，并最后定稿。使内容与它标题上的“部队”、“座谈会”，距离越来越远。其次是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所谓“委托人”林彪，没有对它增加、删除、改动一个字。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称：“座谈会的纪要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亲自加工、整理成文。”〔30〕刘志坚也是同样看法：“经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亲手炮制，大量增删，反复改写，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内容和面貌大变，变成了一个以‘座谈会’为名，实为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推行‘左’的文艺思想和意见的所谓‘座谈会纪要’。”〔31〕总政治部和刘志坚故意漏掉最重要的一个人——毛泽东。毛泽东等人在《纪要》上所做的工作，不能叫文字上的“增删”和“修改”，而是写出了一篇新的“毛泽东著作”，写出了一个政治宣言。 四、林彪对这个会是什么态度林彪对这个会究竟是什么态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林彪清楚地知道江青是奉毛之命开这个会，必须服从。但是，在对总的形势的估价上，林与毛江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又因为他从来讨厌江青，军队的文化工作、文艺工作，有总政治部负责，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不需要其他什么人干涉。林尤其反对江青染指军队。所以，从此事一开始，林彪的态度就是冷淡、消极、敷衍。“座谈会”开始前，1966年1月21日和1月31日，江青到苏州找了林彪两次。这两次都是江青主动去找林彪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关于林、江的这两次见面，许多书只字不提，如叶永烈的《江青传》，美国维特克的《江青同志》，等。完全正面评价江青的《江青评传》（苦多著），虽然高度评价这次“座谈会”和该会的《纪要》，但对林江会见却未着一字。迄今为止，笔者只见过极少的书提到这件事——叶永烈在其《陈伯达传》中说：“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前往苏州，拜会林彪，请林彪拉她一把——她要搞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求林彪给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以提高声望。”众所周知，“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是毛泽东在这个会开完以后的3月中旬才加到标题中去的，叶的说法显然是自己杜撰。张云生的两本书《毛家湾纪实》、《“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和张聂尔的《风云913》，都讲到了这次见面的具体情况：听林豆豆说，1966年初林彪住在苏州，（1966年1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一）江青从上海不约而至。他们在谈话时（叶群在乡下“蹲点”，不在场），“差点打起来”。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答：“看过。”江又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江青搬出了主席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江青又看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32〕这是谈到林与江第一次见面情况的文字。由于它是林彪女儿的回忆，而且见诸书籍的时间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后，所以，我们需要对它的真实性作一番考察：第一，林豆豆告诉笔者，她当时在苏州，她和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李××亲耳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以上内容。第二，林彪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的估计（“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与总政治部主要负责人的看法一致。〔33〕第三，江青离开苏州的第二天，叶群向刘志坚转告了的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这段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江青只向林彪讲了要找几个人——四、五个；几个干什么的人——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人；谈什么问题——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她开会的真实目的对林彪秘而不宣，所以林彪只能估计“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林豆豆的回忆中也没有江青谈开会内容的话。可见，当时从“林办”到总政，都是一门心思地以为会议主题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江青这样做，不可能是“疏忽”。第四，从他们谈话的气氛看，如“差点打起来”，江青“气冲冲”，“谈话不欢而散”，比较符合林彪和江青两人之间的关系状况。第五，对林彪的生活环境的描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是真实的。因此，笔者认为林豆豆的回忆是可信的。1月21日林与江谈话，处处顶牛，气氛紧张，不欢而散。林彪对江青所提问题的回答，如“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对毛泽东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的态度，以至于对林彪听听京剧和电影插曲唱片，都令江青十分不满。林彪当然知道面对的是毛泽东夫人，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林彪没有给江青一点面子，充分表明了林彪的态度。江青这一次见林，只是走走过场。江青要到部队活动，不能不向林彪打一声招呼。可是江青只是要利用林彪和部队的名义，不需要林彪做什么——“开会的事我们给你打过招呼了”，“至于我们究竟要干什么，你就不要管了”。江青拿着毛的“尚方宝剑”，林彪不能不服从。虽然与林谈得很不愉快，但是会照开不误。江青走后，林彪让叶群给刘志坚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1月22日，叶群向总政治部通报江青对开会的要求；第二次是2月1日，这次所说的内容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叶群让刘志坚把上述内容一字不差地转达给江青。叶群这个电话打得十分认真，刘志坚说：叶群“一字一句念”，“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字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34〕林彪这样做是有深意的。我们细看林彪所说的内容，都是需要总政治部了解和掌握的，只告诉刘志坚就够了，似乎没有必要再转达给江青。即使林要向江讲什么，也完全可以直接与江青通话，不必通过第三者。可是林偏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且要刘志坚“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通过这个电话，林彪既告诉总政治部，同时又告诉江青：第一，是江青主动找上门来的；第二，所说的有关江青的话，是同时说给江青和刘志坚听的。这段话告诉江青和总政治部，江青只是在“文艺工作方面”“强”，在部队的活动只限于文艺方面。她可以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而不是其他。林彪对江青与部队的关系，作了严格的、明确的限制；第三，江青的话都是“意见”，而不是“指示”。众所周知，“意见”和“指示”是大不一样的。林彪对江青的态度跃然纸上。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1979年3月26日）这样说：“《纪要》把林彪无耻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载入正式文件。同时，还规定部队文化部门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林彪明明说的是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而总政的《请示》却把林彪的话的基本前提（“对文艺工作方面”）砍掉。偌大的总政治部在这里做了一个断章取义的拙劣表演。林的话究竟是“无耻吹捧江青”呢，还是打官腔？有人不做分析，硬说林彪的上述话提高了江青的身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35〕真是不知从何谈起。“座谈会”开会期间，林就住在与上海咫尺之遥的苏州，他从来没有过问会议的情况，没有让刘志坚到苏州汇报过一次。2月10日，因江青有事，“座谈会”休会几天，刘志坚当即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汇报了江青同刘志坚等人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36〕对刘志坚的这一要求，林办不理不睬，没有下文。可见林对座谈会既不积极，也不重视。2月22日，刘志坚将他们写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汇报提纲”送给林，林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显然，林的这个态度是敷衍的。而江青看了“汇报提纲”，态度与林完全相反，她大发雷霆，指责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材料没有下发，闯什么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37〕林说“不错”，江说“根本不行”；林说“要迅速传达”，江说“不要传达”——完全针锋相对，刘志坚当然会把江青的话报告林彪。江青是受“委托”人，与林彪相比，是相距千里的低级干部，她居然敢公开推翻林的决定，和林唱对台戏，林彪理应做出反应。但是，林彪还是不理睬，冷眼旁观。后来，刘志坚又将《纪要》的第二稿送给林彪，林彪不说一句话，不增、不删、不改一个字。《纪要》中批判罗瑞卿说：“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38〕这里所列举的其实是林彪和总政治部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总的估计，这是假借批判罗瑞卿之名批判林彪，林还是没有说话。而毛泽东却大不一样，他亲自动手修改了11处，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修改。特别是在标题上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

在毛加上“林彪同志委托”以后，江青心领神会，处处强调，大肆宣传，唯恐大家不知道。如：3月19日，她在给林彪的信中开篇即申明：“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中央批语中也与此呼应：“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一年以后，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没有忘记：“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39〕面对毛的淫威，林彪有他独特的对付方法，他采取的办法是一而再再而三、及时明确地申明根本没有“委托”这回事：1月21日江青到苏州找林彪之后，林彪（通过叶群）明确告诉刘志坚：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40〕这句话点明了不是林约请江，更没有“委托”她做任何事情。2月1日，就在刘志坚等人赴会的前一天，叶群向刘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41〕在这段话中，仍然没有说他“委托”江青开会。《纪要》的最后一稿，送给了林彪，林对《纪要》本身的态度仍和原来一样。但是，这一次，林彪却没有沉默，他通过给军委领导的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鲜明态度。笔者认为，林彪给几位老帅的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林彪这样告诉军委领导们：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此致敬礼林彪1966年3月22日这封信是既有刘志坚等人的观点，因为它是林彪让刘志坚和陈亚丁起草的。刘、陈亲历了《纪要》的每次修改，知道其中的奥秘，刘、陈的观点体现在对《纪要》的评价上。但是，必须看到其中的林彪的观点。笔者认为，林的观点主要是四个字——“她召开的”。这句话不会是刘志坚写的，因为刘明白地知道，毛江十分强调“林彪委托”，他们不敢冒犯“天威”。而林彪则认为必须说明真相，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江青三天前（3月19日）给林的信上，不厌其详地说明毛泽东反复多次修改这个文件的情况，林彪针对这些，和标题上的“林彪委托”，针锋相对地写下了“她召开的”，明明白白地表示这个会不是“我”“委托”的。林彪通过这样严肃的场合向各位老帅讲清楚，实际上是“立此存照”。身临此事全过程的刘志坚这样分析说：“江青去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但在《纪要》中又把江青‘召集’座谈会，改为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召开座谈会。而林彪则在座谈会召开之前，就通过叶群电话告知我说，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队搞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并一字一句传达了林彪的一段活，开头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纪要》定稿后，林彪虽不反对‘委托’的说法，但在3月22日给贺龙等同志的信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不说‘林彪委托’。这些都是颇费苦心的。”〔42〕显然，刘志坚完全理解了林彪的意思，笔者同意刘志坚的看法，刘志坚说清楚了林彪的难言之隐，也说清楚了林彪对“委托”的态度，刘志坚的观点是中肯的。这是林彪公开发泄对毛泽东将“委托”强加于他的强烈不满。如果换一个人，可能的做法是顺竿爬——毛既然说我“委托”，那岂不是求之不得吗？然后会装傻地跟着说是“我委托”，以求与毛、江搭得更紧，博得毛的更大欢心与信任。但是，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这个《纪要》，从字面上看，的确可以认作“林江勾结”，而且，林彪“委托”江青发表如此重要的一篇政治宣言，他们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但是，一旦我们用大脑而不是用别的东西分析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个“座谈会”和它的《纪要》，是林江对抗——林毛对抗的一个证据。这就是结论。五、从“座谈会”的时间表看开去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个“座谈会”的时间表很有必要。现具体开列于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到苏州找林彪，告诉林她要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人开座谈会。谈话不欢而散。1月22日林彪要叶群告诉总政治部刘志坚，江青要找四、五个人谈部队文艺工作。总政治部立即确定参会人员，并报告叶群，叶即向江青报告。1月底江青秘书通知刘志坚等人2月2日来上海开会。（一说为：过了几天，叶群回电话：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座谈。）萧华、刘志坚等人研究参会对策。1月31日江青到苏州又一次找林彪。2月1日叶群向刘志坚传达林彪要转达给江青的话。2月2日刘志坚等人到上海。下午江青与刘见面。2月2日—20日“座谈会”在上海进行。2月9日因江青有事停会，刘志坚向林彪办公室电话汇报江青四次谈话的精神，并请指示，林办没有答复。2月19日—20日刘志坚等人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汇报提纲”）。2月22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林彪，林认为“不错”，立即传达。2月23日江青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不能传达”。2月23日陈亚丁去上海参加修改。2月26日—28日江青、陈伯达、张春桥与陈亚丁开始修改“汇报提纲”。3月1日开始第三次修改——江青将稿子铅印送毛泽东，毛作了重要修改。3月14日江青给毛写信，连同修改稿送毛。毛作第二次修改。3月17日毛批示《纪要》用军委名义，干什么？毛没有说。3月18日江青通知刘志坚等人去上海定稿。3月19日江青召集刘志坚等人和张春桥看毛改过的稿子。江青给林彪写信，刘志坚将江给林的信和《纪要》送林；3月20日（该时间系笔者推算）林彪要刘志坚起草给军委常委的信。3月23日将《纪要》和林的信送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同时起草给中央的报告。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纪要》由毛定稿。3月30日军委向中央、主席请示审批该文件。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彭真一看《纪要》经过毛的多次修改，又是“林彪同志委托”，又是江青亲自召开，来头实在不小，自然明白毛要干什么。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刘志坚等人起草了批语送彭。4月1日中央以传文（66）8748号批发《纪要》，直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刘少奇出国访问不在家）。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及附件，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认为总政起草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不够。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口授要点重写，江青找张春桥推敲后即送中央。（这个发话的“中央领导”必有极高权威，他是谁呢？）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43〕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但是还是以中发（66）21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44〕毛江把中央文件的发放视同儿戏，想发就发，想收就收，而且可以任意签署时间。这种行为应当如何解释？我们再把眼光放得稍宽一点：4月16日毛泽东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了使党内知道这件事，王力写成了一个一句话的文件：“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现予撤销。”毛看后大为不满，即命专门成立起草小组，由他手下的几乎全部笔杆子组成——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等，写一个正式“通知”。通知这么一件事，还能写出什么来呢？不，毛自然有他的算盘。毛像对待《纪要》一样，写了改，改了写，反反复复许多遍，终于演变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件”——《通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通过《通知》草稿。然后，毛继续修改。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最终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5月16日通过，所以，后来就称为《5•16通知》。以它为标志，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5月28日毛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副组长，在四位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中，江青排在第一位。经过对《纪要》产生过程的梳理，所列时间表告诉我们，毛泽东和江青对这个《纪要》关心备至，时间抓得非常紧。毛对送来的稿子来即看，看必改，而且都有重要增加和修改。只有在林彪那里，节奏慢一点。它更告诉我们，毛的部署极为紧密，一环紧扣一环：3月下旬定稿，4月10日即由中共中央下达到县团级党委。从《纪要》定稿到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只有短短的十几天！当年林彪的“5•18”关于政变的讲话，虽然也被捧得很高，但是却是在讲话后四个多月（5月18日至9月22日）才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

《纪要》刚刚下发，紧接着，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过《516通知》，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把江青捧上了排在第一位的“副组长”的宝座，与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王任重等并列。毛泽东终于把江青塞进了党的最高层，毛和江的目的达到了。六、结论现在，我们可以从总的方面看清这个“座谈会”和它的《纪要》了。如前所述，“座谈会”的全过程由毛江一手操纵，“座谈会”开得离奇而荒唐，《纪要》由毛江主持撰写，林彪从来没有委托江青开会，林对《纪要》没有改过一个字。本来，这个“座谈会”是个一般的会议，但是它终究没有多少内容，刘志坚等人觉得只需要向林彪和总政治部党委汇报一下，就可以结束此事。可是，这个想法与毛泽东江青的意图南辕北辙。开这个“座谈会”和炮制它的《纪要》，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战争”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役。不开这个“座谈会”，不利用这样一个会炮制出一个《纪要》，不盗用林彪和部队的名义，不把这个《纪要》捧到至高的地位，不用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向全党全军全国——如果没有这一切，江青的身份就只是“毛泽东的女人”，她就仍然默默无闻；江青默默无闻，就进入不了军政界，更登不上最高层；江青登不上最高层，就不可能与毛泽东筹划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陈伯达、康生、王任重等平起平坐，当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且排在第一名；江青当不上这个第一名的副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就不能成为毛泽东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它就不能取代中央书记处并进而取代政治局——显而易见，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而篡党窃国，就要受到根本性的影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事实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鼓动“江青、张春桥等人”“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恶性膨胀，是毛泽东直接领导操纵他们疯狂的进行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并且在实际上夺取了相当多的最高领导权。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江青交权，让江青登上权力的顶峰。毛要实现这个目的，又想化解尽可能多的反对，只有给江青补上她最缺少的东西。江青最缺少的是什么？是政治资本。因此，毛泽东孤注一掷，用自己的权势和威望作赌注，施展种种阴谋手段，欺骗全党全军，为江青注入了一笔极大的政治资本。在文化大革命从准备到发动的全过程中，毛泽东所做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事，罄竹难书。搞这个不伦不类的“座谈会”，炮制这个《纪要》并发向全党全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是毛江犯下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党罪行。毛泽东深知他肆无忌惮地践踏党纪国法，肆无忌惮地施展阴谋的严重后果。文革之初，他曾对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多次提及毛的这句话，可见毛的话对王力震惊之大。文革中一直宣传，“文化大革命”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的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毛泽东却估计到它的后果之一是可能被天怒人怨所淹没而“被枪毙”。在常人看来，真是荒谬绝伦。可是，这话千真万确是从毛泽东的口里说出来的。这绝不是毛泽东发神经而说出的“呓语”。毛的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自己作孽的分量。毛的话不幸言中——毛本人虽然“善终”，但他的最亲密的文革战友江青等人，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被逮捕，邓小平力主判处江青死刑立即执行，只是迫于国内外压力，才不得已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毛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他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下的赌注是多么大。这篇《纪要》是毛江密谋的结果，是毛江盗用林彪和部队的名义发表的一篇纲领性宣言。正如一本完全正面评价江青的书中所说：“《纪要》贯穿着江青的思想，是江青人生道路的里程碑，是江青政治生活的宣言书，是江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满意的一份答卷。”“奠定了江青‘伟大旗手’的地位”。〔46〕笔者认为，这话说得非常到位。确立“旗手”地位，只靠“京剧革命”，或在幕后策划一两篇文章是不够的，因为它们的分量太轻，充其量是“文化部副部长”级的，而《纪要》则是“超重量级”的。通过介入“表演艺术”，通过文艺工作，一步步地涉政、参政，并一举进入中国最高层，进入它的核心而“主政”。《纪要》是把江青推上中国政治最高层的一枚“强力火箭”。它比之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比之于叶群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厉害了千倍万倍。说这个会是一个阴谋的会，篡权的会，各方人的结论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是谁在搞阴谋，谁在篡权，却是针尖对麦芒。中国官方和中共党史说，它是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搞阴谋，是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篡权。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它的标题上的六个字。可是，事实却说，是毛泽东江青搞阴谋，是毛泽东江青篡权。有人会问：在中国，毛泽东是国家、共产党和军队的绝对一把手，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需要篡什么权？他篡谁的权？中共的史书中，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搞阴谋，没有人说毛泽东反党，没有人说毛泽东篡权，没有人说毛泽东有野心。其实，恰恰是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阴谋家，最大的反党分子，最大的野心家和权力狂。这个命题是不难论证的，但是它越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论谁坐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他是代表人民群众管理这个国家，他的权力是公权力，不是私权力。如果他利用这个权力徇私，毫无疑问，那就改变了权力的根本性质，那就是“篡权”，篡夺了人民的权，篡夺了国家的权。毛泽东和江青开这个所谓“座谈会”，正是利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徇私；毛泽东反对共产党的章程，反对共产党的纲领，践踏共产党自己宣称奉行的一切原则，破坏共产党的纪律，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吗？毛泽东虽然当上了中国的现代“皇帝”，但是，他的胃口大得很，他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要当所谓“第三世界”的领袖，要当全世界的领袖，“要把地球管起来”。这还不是大大的野心家吗？毛在标题上所加的“林彪同志委托”这六个字，恰恰就是毛施展阴谋的重要证据。用“林江勾结”掩盖“毛江阴谋”和“毛江篡权”，用假象掩盖真相。毛和江策划的这个“座谈会”，就是一个现代版阴谋的样板。正是毛加了这么六个字，就蒙蔽全党全军全国几十年，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到毛的大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可以清楚地看到毛的手腕是多么高明，多么狡猾。对这个“座谈会”不作这种判断，就根本无法正确的解释它。在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中，有人总想把毛泽东和江青分开，一方面把江青尽量妖魔化，说江青干尽坏事，又一方面说她都是违背毛的意图的，是背着毛干的。如果是毛江共同干的坏事，则隐去毛泽东，让江青一人承担。那么，请问：这个座谈会是江青违背毛的意图，背着毛干的吗？在此，笔者愿意将江青说过的一句十分精当的话送给这些人：“我干的所有的事，都是毛主席叫我干的。我是他的狗，他叫我咬，我就咬。”与这一点共生的是另一种现象，就是拼命将林彪与江青往一起粘，“林、江是勾结在一起的”，坏事必为他们两个人（或两个集团）合伙干的。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可算一个典型，它说：“《纪要》贯串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反民主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纪要》推行的路线，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十几年来《纪要》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合法理论根据。”“贯彻《纪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完全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把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实际上取消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你们甩出的大帽子不可谓没有道理，可是，请问，这些大帽子应该戴在谁的头上？《纪要》和毛泽东是什么关系？有人非常反感“狼奶”一词，非常反感“我们是喝着狼奶长大的”这句话，可是，类似总政治部的《请示》这样的东西，正是一杯浓烈的“狼奶”。在此，笔者也愿意送给他们一句话：谎言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理。古人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这里所说的“仁者”和“智者”，都应当是人群中的先进份子。可是，古人不知，在共产党多年的“狼奶”灌输下，还造就了大批的“昏者”和“恶者”。“昏者”是指那些没有脑袋的人，或者不会用大脑思考的人；“恶者”则是专会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的人。“昏者”和“恶者”见什么呢？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回答吧。关于林彪与江青是否勾结在一起，真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