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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为保政治地位甘做“两面派”?

清末的官场形式十分复杂,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怎样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成败存亡的关键。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因为丧权误国,遭到满朝文武和全国百姓的唾弃,威望一落千丈。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其疏远。为了起死回生,李鸿章以自己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采取了“韬晦”策略。李鸿章的“韬晦”之计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四处逢迎,八方讨好,暗中窥测权柄,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境地。他的这一算计在维新变法中表现的最充分。

李鸿章本来是支持变法的,他是洋务派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变法主张的官员,因此,也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感到维新势力很有市场,于是便捐银2000两,要求加入,但因为甲午战败使得他名声大臭,结果被拒之门外。虽然如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李鸿章始终没有与维新派绝交,仍旧在暗中给予支持。随着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深入,矛盾激化,双方力量对比也逐步明朗化,李鸿章敏感地窥测到,权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手中,因此,他就不再谈变法了,而是公开站在了顽固派一边。这样,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不论是顽固派还是维新派都对他没有恶感。

一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十分愤怒的时候,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以此讨好慈禧太后。慈禧见他不是维新派的同党,又将他视为左膀右臂,任命他担任两广总督,到康有为的家乡镇压维新派势力。

李鸿章到任后,忠实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除了对康有为的祖坟加以保护外,逮捕了保皇会(保皇会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团体,亦称保皇党,和革命派相对立。指清末民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开明贵族及保守派资产阶级。建立初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往国外宣传维新思想,正式名称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会员罗赞新等人的家人,而且还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驻华使节、香港总督等交涉,要其协助清政府逮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这虽然是表面文章,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对他更加放心。

在不同的人面前,李鸿章经常改换面孔。在就任两广总督之前,他对自己的亲属孙宝谊表露了心迹。李鸿章说:“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其余党的,若将此二人捉拿归案,功劳之大超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凭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进爵。”说完,又问孙宝谊是否康有为的党徒,孙宝谊回答说:“是”,并说:“你要是捉拿维新余党,先把我抓去好了。”李鸿章一听他是维新党徒,立即说:“我怎么能抓你,我也是康党。”可见,李鸿章的态度和清政府的严加缉拿、惩办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正因为李鸿章左右逢源,他才讨得了维新派、慈禧太后对立双方的欢心。从维新派方面来看,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曾给李鸿章一封信,对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保全祖坟表示感激。梁启超也表达了自己对李鸿章的好感,后来还写作了李鸿章的第一本传记,对李鸿章的是非功过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慈禧太后也仍将李鸿章视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即使在义和团运动后李鸿章失势,也没有触及到他的根本利益,李鸿章因此才得到善终。从眼前利益看,李鸿章必须唯慈禧旨意是从,从长远利益着想必须讨好维新派,为自己留有后路。所以,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手腕,并且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做局者,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退路。在顶峰时不论如何风光,那都不是永久的。当你顺着梯子往上爬时,一定要注意梯子的整洁,因为你还要从梯子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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