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1975年8月、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4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揭发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四人帮”将这两封信指为诬告信，借此掀起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975年11月3～18日，迟群连续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人给毛泽东主席的两封信展开讨论。11月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大会结束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贴出大字报，点名批判刘冰、周荣鑫等。教育部内部点名批判周荣鑫和副部长李琦。北京市及其他省、市组织人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一些学校相继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1975年1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大方向不容篡改》。文章声称：“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社会上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报告》还提出了开展“教育革命大批判”的“8条经验”。中央的批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经验。并决定将报告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报告下发后，“教育革命大辩论”推向全国。

1976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朝阳农学院党委文章：《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文章把对“朝农经验”持有疑问的观点说成是“翻案”、“复辟”的奇谈怪论。1976年1月14日，即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大辩论带来的大变化》一文。文章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关心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1976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一文。文章报道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文章称，“当前教育界、科技界开展的大辩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

这场所谓的“辩论”，实际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的批判运动。但由于绝大多数学校师生员工的抵制，“教育革命大辩论”节节受挫。1977年10月，《人民教育》复刊第1期上发表了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文章揭发批判了197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的《教育革命大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指出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