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量力性原则”进行批判

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教育界于1960年开展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的教学改革。“量力性原则”被视为阻碍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1960年4月9日，陆定一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教学必须改革》的报告，如同发出了批判“量力性原则”的动员令。4月12日，上海师范学院召开了一次“量力性原则”讨论会。会上，与会代表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夸美纽斯提出的“量力性原则”在历史上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就整体而言，“量力性原则”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但其中尚不乏可资吸取的积极因素，如提倡“因材施教”等等；一种主导性观点则认为，“量力性原则”作为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是一种历史的糟粕，应全盘否定，并无可资借鉴之处。当年5月12日的《光明日报》和6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有关“量力性原则”的批判文章之后，《陕西日报》、《安徽教育》、《江苏教育》、《福建教育》、《浙江教育》、《新疆教育》和《山西教育》等报刊也相继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开展了全国规模的有关“量力性原则”的批判，一些批判者甚至于从批判“量力性原则”，发展到把“循序渐进”也视为反对教学改革的反动理论。根据1960年3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在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提出的有关学术思想批判的原则与要求，这次关于“量力性原则”的批判，也是从挖其“祖坟”开始的，指出其理论实质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抽象”地看待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人，把人等同于一般的植物或动物，而无法正确地认识人所特具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领域，一方面是机械地分析儿童的认识过程，认为2～12岁的儿童处于“理智睡眠”期，只能感觉，不会思考，低估了儿童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在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又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仅视其为“自然的仆人”。对“量力性原则”的批判导致了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学生健康的后果。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0年5月15日和12月21日先后发出指示，要求保证学生和教师的身体健康。随着教学改革的结束，持续了大约半年之久的关于“量力性原则”的讨论也暂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