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发表一组政论论文，总题为《变法通议》，旨在宣传维新派主张的维新变法理论，为日后维新派进行变法作有效的理论准备，进一步推进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变法通议》共14篇，是梁启超在维新变法活动中的重要政论著作。全文主旨，如作者在《清代学术概要》中所述：“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蔽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倡言。”全文凡7万余言，包括《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论变法必自平满汉界》等14篇，较为系统和详尽地提出涉及到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变法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关学校教育的论述都集中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等篇目中。《学校总论》篇抨击专制政治下的愚民政策和重制义、诗赋的八股取士毁灭人才，主张“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同时也指出中国处于竞争的世界上，“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论科举》篇认为，“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并提出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中策为“多设储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下策为“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时务、实学内容。《论师范》篇指出，中国自数百年以来，师范不立。才学之教师难求，而聘用西人，又有诸多不宜，此吾国数百年积弱之根源，亦是数十年来变法之所以无效也。因此“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同时提出仿效日本寻常师范学校制度建立中国自己的师范学校制度。《论女学》篇强烈谴责了中国封建习俗对妇女身心的摧残，指出，“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同时以正确的观点和丰富的材料，论证了男女平等的合理性，强调好求学读书以提高智能的重要意义。提出“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论幼学》篇从师资、教学内容、方法、效果等方面比较了中西方幼少年教育的差异。指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欲救中国之蔽，“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化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同时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并为8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拟就了一功课表。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发表，使变法图强的思想深入人心，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务报》于数月间销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推动维新，颇著时效”。《梁启超年谱》亦记载：“时甲午战争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