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学

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形成于战国中期,标志着先秦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时代背景 战国中期是诸侯国家兼并战争激化的时代,七个大国争雄为王,企图统一中国。当时秦国任用法家商鞅变法,以激烈手段打击旧势力,主张通过耕战,统一天下。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德治主义,反对法家的暴力论。当时在思想界,墨家杨朱之言亦颇流行,墨家主兼爱,杨朱主为我。孟子从儒家维系人伦社会的立场出发,同两派的学说展开了大辩论,从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特征 孟学的主要特征是,着重阐发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和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为推行仁政和王道(见王道霸道)路线提供理论依据,乃先秦儒学中理想主义的代表。

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孟子提出人伦说,以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种社会关系或伦次,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生活的根本标志。认为五伦中双方互尽义务,相互尊重,并以仁义道德为人伦生活的最高准则,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他将孔子提出的仁德,概括为“仁者爱人”,视爱人为人道的本质;将孔子的“忠恕之道”,解释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即将心比心。这是对孔学的重大发展。他是古代人道主义的奠基者。

孟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政治上提出仁政说,即以父母子女之爱,对待人民百姓;关心百姓的疾苦,为百姓制恒产,使其免于饥寒;施政应省刑罚,薄税敛,教民深耕细作,不夺民时;在提高百姓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设学校,以孝悌教化百姓。其仁政说,是对孔子富民说的重大发展。他把行仁政看成是诸侯国君统一中国的根本保证。进而提出“得道多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仁者无敌”等论断,反对进行兼并战争的暴力论。关于君民关系,主张民责君轻,并且提出诛伐说,即对于不行仁政的暴君,人民有权利以武力将其铲除。其仁政论,具有民本主义的特色。

为了实现其仁义的理念,孟子建立起以“仁心”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他提出四端说,以仁义礼智四德(见四德说)根于人心,乃人性所固有;提出良知说,以道德行为出于人的良心和本能,以先验论的思维方式解释道德观念的来源。因为仁义诸德根于人心,进而导出了人性善的结论,反对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命题,视仁义道德为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在义利观方面,他批评了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关心人伦生活的个人主义;在德福问题上,提出舍生取义说,主张为了人类的正义,应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在动机与效果问题上,主张以动机是否纯正为判断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他还提出人皆可以为的命题,主张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以成圣人为少数人特权的传统观念。孟子的伦理学,强调人兽之别和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性,主张个人应为群体尽义务,阐发了孔子关于人的价值观念,成为儒家人学的奠基者。

人如何保持天赋的仁义之心?孟子讨论了心性观,提出存心说,即通过心的自我反思,排除耳目感官和外物的诱惑,保持仁义之心而不丧失,使善性发扬光大。此即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关于道德修养,他主张“自反”或“反身”,即自我反省,强调主观努力和道德行为的自觉性。他还提出养气说,用浩然之气解释不动心的道德境界,培养心中之正气或道德情操,以实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膝文公下》)的伟大人格。孟学提出的以心控制感官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学说,具有理性主义或唯理论的特色。

关于人生的理念,孟子提出存心养性以事天,尽心知性以知天。他继承孔子的观点,以命释天,将个人的死生祸福的遭遇,归之于人力无可奈何的命运;另一方面,将人的善良本性归于天之所与,以道德理念解释天。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心的作用,涵养人的性善,了解人的本性,实现与天道合而为一的境界。至于个人的寿命以及物质生活的享受,出于命定,不必追求,主张“顺受其正”,即为正道而奋斗,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将人的道德生活置于首位,从人格的自我完善角度观察人生,理解世界,以人道明天道,阐发了孔子的人本主义传统,并成为儒家哲学中心本论的先驱。

主要贡献和影响 孟子倡导的儒学,富有理想主义成分,其仁政论、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其所提出的理想,其中含有永恒的价值。其人性论,以理性的自律和实践,解释人类道德生活的特征,从而将人同动物区分开来,此是孟学的一大贡献。其学说对后来的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样起了深远影响。

研究孟学的著作,有孟子与其学生万章共同撰写的《孟子》一书,传于后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记载了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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