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

上古贵族礼仪的汇编。儒家经典之一。

书名的沿革 《仪礼》一书，两汉通称《礼》，并无“仪”字。《汉书》的《艺文志》、《景十三王传》等，都称《仪礼》为《礼》。郑玄的《毛诗笺》和《三礼注》，凡引《仪礼》处，都只举篇名，而不称《仪礼》。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始有《仪礼》一名，但未成为通称，如张参《五经文字》引《仪礼》文字很多，都称“《礼经》”，而不称《仪礼》。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用“《仪礼》”之名，遂成通称，沿用至今。《仪礼》是西汉所立五经之一，故又名《礼经》，以此与当时流传的礼的各种《记》相区别。但汉人也有将《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文中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后汉书·卢植传》、郭璞的《尔雅注》等，称引《仪礼》文字，也每每称其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仪礼》又称《士礼》，因为此书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传本与篇次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4种，即大戴(德)本、小戴(圣)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庆普本早佚，世无传本，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仪礼》竹木简，经专家研究，即庆普传本。四种传本都将全书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4类，但篇次完全相同的，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3篇，其余各篇则前后错杂，不相一致。戴德本以冠、婚、丧、祭、乡、射、朝、聘为序，排列各篇，《丧服》1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以有关冠婚、乡射、朝聘的10篇居先，有关丧祭的7篇列后，大概是前10篇为吉礼，后7篇为凶礼，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所定篇次最乱，似无条理贯穿。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而刘向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从《别录》本篇次。宋人王应麟又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分类法，将《仪礼》17篇分为4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3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4篇记丧葬之礼，属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3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7篇记冠婚、宾射、燕飨之礼，属吉礼。王氏分类较合理，学者多采用之。

今古文问题 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之分。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仪礼》，后者为今文《仪礼》。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56篇。“《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17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17篇，古文经比它多39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17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古文经多出的39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今文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不久就失传了，故称“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无从考见。《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他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提及《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39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将其汇辑分类，附于《仪礼》各篇之后。邵懿辰则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文字既不古朴，内容与17篇也不相类，当是好事者的伪作。郑玄注《仪礼》，于今古文文字，择善而从，不偏主一家，因此，今日所见《仪礼》，已无所谓今古文问题。

成书年代 《仪礼》的成书年代，学者间有争议，古文经学家认为出于周公，今文学家认为出于孔子，古代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持周公手作说，认为《礼记·明堂位》所说周公“制礼作乐”，就是指《仪礼》、《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之制而成；或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慨叹周室式微，礼崩乐坏，乃追迹三代之礼而作。皮锡瑞、梁启超等也同此说，认为《礼记·杂记》有鲁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的记载，这是孔子作《士丧礼》的明证，据此可以推定，其余16篇也是孔子所作。他们还认为，《仪礼》的文字风格，与《论语》颇有相同处，其内容也与孔子礼学思想相一致，孔子很重视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8礼，而《仪礼》所记，正是这8种礼仪。邵懿辰还认定，《仪礼》17篇并非因秦火而残阙，而是孔子手定，用以教弟子的原典，17篇已足以总揽礼的大纲。但是，《杂记》所记是否真实，则很难断定，崔述就认为“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丰镐考信录》)。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荀子·大略》引《聘礼志》“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与《礼记》“多货则伤于德，币美则没礼”之语相似，可能荀子时已有礼书，可以作为《仪礼》的蓝本。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仪礼》一书是春秋至西汉之间陆续完成的，其中有关丧礼的4篇年代最早，约在春秋末期，且与孔子有关，其说较为公允。

影响与价值 儒家倡行礼乐治国，作为礼乐制度的理论形态，则有《仪礼》、《周礼》、《礼记》等三部典籍，世称“三礼”。三礼之中，《仪礼》出现最早，并首先取得经的地位，西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仪礼》居其一，其后又为唐九经、宋十三经之一。儒家重视人生各阶段的礼仪教育，《仪礼》中许多篇，正是这种教育的礼法，如《士冠礼》为成年教育礼。《士昏礼》为婚姻教育礼，具有法规的作用。有关丧礼的几篇，奠定了封建社会宗法关系的基本原则，影响最为深远。还有数篇记述贵族之间的礼仪，包括外交礼仪，其中许多礼仪原则沿用至今，成为礼仪定式。到宋代，《仪礼》又经学者的删削整理，以家礼的形式推向民间，并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影响很大，如《士昏礼》所确定的“六礼”的原则，至今犹保存在韩国的传统婚礼中。《仪礼》所记，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朱熹认为三礼中“《仪礼》最醇”，颇具卓识。

注释及版本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的，是东汉郑玄。《仪礼注》(郑玄)的刻本很多，今日所见最好的有宋严州本(清黄丕烈士礼居重刻本)、明嘉靖五年徐氏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本)。到唐代，贾公彦作《仪礼郑注·疏》。今日所见最好的版本，为宋景德官疏本，此书共50卷，每半页8行，故称八行本，现藏北京图书馆，经元人补刻。清人张教仁将严州本与景德官疏本合刻，最便读者，已收入《嘉业堂丛书》。清代《仪礼》之学极盛，集大成者为胡培翚《仪礼正义》，有同治七年刻本、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皇清经解续编》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