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三品(董仲舒)

西汉董仲舒关于人性品级和本质的理论。三品，三个品级，指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不教而善，中民之性待教而善，斗筲之性教而不善。董仲舒性三品论是在继承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将人性论纳入其阴阳两分的天人哲学体系之中，而提出的性情二元、质分三等的观点。董仲舒对人性本质的看法，就先天本性而言，与先秦告子和荀子的看法相近。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人性无善无不善，关键在于引导。荀子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董仲舒的看法是：“性者，天质之朴也。”(《春秋繁露·实性》)“质朴之谓性。”(《汉书·董仲舒传》)但就后天而言，董仲舒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具体说来是性善情恶。作为天生资质的性，有善端而并不就是善性。他用“性禾善米”的比喻来加以说明：“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先天质朴的本性待教而善。后天受环境影响的人性，包含性与情两方面的素质：“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情，犹言天之阳而无阴也。”(同上)这是从天人相应的角度，论证性情皆为人身所有。他认定：“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同上)而阳善阴恶，阳尊阴卑，因而性善情恶。人们要为善去恶，战胜作为贪欲表现的“情”，就必须自觉接受教化。他说：“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春秋繁露·实性》)应当而且能够接受教化的人性，是“中民之性”。董仲舒明确表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同上)“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民之性可善可不善，待教而后善：“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化而后能为善。”(《春秋繁露·实性》)导民向善的途径是“王教之化”。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以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认为，王者受天命引导万民向善，不是停留于先秦儒家孟子关于人禽之辨意义上的善，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圣人之善”。这种圣人之善，要求“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同上)，即要趋于自觉遵守大一统专制帝国礼仪文教伦常规范之善。显然，董仲舒创制的性三品论，根本目的是要为儒家倡导的“王教之化”提供理论根据，为稳固趋善求治的传统文化出力。性三品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以教化使人性去恶为善的传统人性论思想，提供了基本思路和蓝本。唐代大儒韩愈的性三品论，其直接的理论来源便是董仲舒的性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