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争

儒家学说植根于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土壤中，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的礼，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适应了封建大一统的社会需要，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则被尊为“至圣先师”，他的言行也就成为人人遵守的“金科玉律”，不得违反。佛教是在与中国传统迥异的印度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宗教，它的教义思想蕴含着独特的印度文化传统特点，自然与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当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以后，必然与儒家学说发生争执。双方争论的核心是忠与孝的问题，特别是孝道。在中国历史上，儒佛之间的争论，历时很久，一直绵延近2000年，从未间断。但是比较大规模的辩论却都集中在宋代以前，主要有两次大的论争和三次灭佛事件。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不久的三国初年，牟子撰写的《理惑论》一书中，就明显暴露出儒学对佛教的排斥态度。如当时的儒士们对牟子曾身为儒者，尔后改信佛教，即斥之为“惑”。曰：“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即将从域外传入中土的佛教，视为“夷狄之术”而加以排斥。不过，那仅仅是中华文化最初的排他性反映，真正的儒佛争论尚未展开。

第一次儒佛大争论 发生在东晋及南北朝前期。双方争论的焦点有三，即灵魂存灭、因果报应和敬不敬王者的问题。

①慧远著《形尽神不灭论》，认为灵魂是万物之精粹，物形变化而本体不变，所以灵魂不灭，永生长存。慧远之徒宗炳著《明佛论》，进一步阐扬灵魂不灭之理。恰在此时，僧人慧琳著《白黑论》(在这点上反倒不站在佛法一边而倾向儒家，对灵魂不灭之说产生怀疑)，谓：佛教所讲灵魂、幽冥地狱之说，毕竟是个空无，所以灵魂不能永存。自然，这种观点得到儒家学者的赞同。

儒家以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为根据，反击灵魂不灭，认为形灭神生这些说法，是扰乱人心，不利治化。何承天著《达性论》，支持《白黑论》，批驳《明佛论》。他论证说，人有生必有死，肉体死，魂自散，如春荣秋落，四季更替，根本否定灵魂永存。由此，引发双方写了不少文章，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互不相让。到南齐范缜撰写了著名的《神灭论》，从理论上对神不灭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再度掀起了争论的高潮。

范缜早年精通儒典，尤喜《三礼》，官至尚书殿中郎。因与笃信佛教的齐竟陵王萧子良的一次辩论，触发了他撰写《神灭论》的决心。《神灭论》问世，南齐朝野大哗，引起很大震动。范缜以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立论说，肉体是灵魂的质，灵魂是肉体的用，譬如刀刃和锋利，无刀刃哪来的锋利?用大量事实驳斥神不灭论。萧子良遂发动人撰写文章进行反攻，但都驳不倒范缜。这场争论，延续很久，以至后来只好由南梁的梁武帝亲自出面，以敕书名义，驳斥儒士，强行宣布灵魂不灭论的胜利。

②与灵魂存灭争论的同时，双方还争论了因果报应问题。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之善恶吉凶，归根到底是决定于天命。而佛教却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因果报应所支配。由此，还进一步涉及到儒佛关于杀生与放生、孝与不孝等一系列伦常问题。

③沙门应不应敬拜王者，则是儒佛之争过程中更大的一个核心问题。皇帝位尊九五，为一国君主，凡属下臣民必须绝对服从虔诚敬拜，在中国早已视之为当然，并且有儒学一套以忠孝为核心的尊卑有序的纲常礼教做了严格的规定，不得违反。因而对佛徒所谓沙门不敬王者，视之为忤逆，不能容忍。东晋成帝时，辅政的庾冰代皇帝发布“沙门尽敬诏”，命僧人敬拜皇王，遂引发这场争论。

持尽敬者，以世间法为中心，认为儒家之礼是千载所传，不能废弃，否则法度紊乱，不利于国。而且王尊教卑，尊卑有别，上下有序则国泰民安。如今沙门竟抗礼不尊王者，形成王教并尊等一的局面，国家必乱。相反，持沙门不敬王者一方，则以出世间法为说，方外沙门以佛陀为中心，超然世外，不敬王者，只尊佛门五戒，亦属尽礼。双方各执一是，互不相让。其后宰相桓玄，提出“王大”说，认为沙门受皇恩养育，就应敬拜王者。慧远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答复桓玄。文中论述沙门出家之本义，及其在国家的社会地位，认为沙门是超然于政治的，“求宗不顺化”，不敬拜王者也并不违制。慧远以其威望与雄辩，居然说服了桓玄。不过，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事关纲常伦理的大节，既触及儒学的核心，也关乎王者的至尊地位，皇帝和虔诚的儒学信徒，绝不会善罢干休，屡有反击。经历几次反复较量，到宋代，佛教徒显然抵不过有皇权支持的儒家礼法，不得不默许服从，只得敬拜皇帝，争论也就渐渐缓和下来。一直到元朝，佛教徒才彻底屈服，终于顺从王化了。

第二次大论争 儒佛之间第二次争论，是由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发表坚决排斥佛教的论文而引起的一场持久性辩论。

从南北朝开始，就不断有人倡导儒佛道三教融合，如沈约、陶弘景、颜之推、孙绰和李士谦等人即是。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更进一步从修身治国上论述三教互补融合之必要。到了唐朝，佛教得到很大发展，至中唐时几乎举国朝野均沉溺于对佛教的信仰热潮之中。恰在此时，以拯世道人心为己任的韩愈连续发表论著，如《原道》、《论佛骨表》和《与孟简书》等，力排众议，甚至顶撞皇帝也在所不顾，主张排佛，以树立起儒学的道统，复兴儒学，恢复其至上独尊的地位。韩愈攻击佛法舍家修行，废弃伦常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的“夷狄之道”，“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要求焚毁其经典，让佛道教徒还俗，安心士农工商四业，尽臣民之义，改寺观为民居，行伦常之礼。如此，天下一尊于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传下来的儒学道统，国家则必然兴旺发达。尽管韩愈排佛还仅只是从儒家修、齐、治、平角度，即社会效用，现实利害等外在形迹上进行批判，但由于他的社会地位高、文章通达酣畅，仍具有相当大的攻击力量。

然而，由于韩愈谏阻唐宪宗迎佛骨一表忤逆了“龙颜”，引起皇帝的震怒，曾遭到贬斥，以至被流放到偏远的潮州，故韩愈的排佛宏论，在当时社会上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形成舆论。直到宋代，代圣立言的新儒学，欧阳修、程颢、程颐、张载等又追随韩愈，复倡排佛论，则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这才引起佛教信徒的激烈反击。其中最著名的是僧人契嵩的《非韩》和《辅教篇》，对韩愈排佛时举出的理由进行逐条反驳。证明佛与儒不是根本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其文说理透彻，甚至受到激烈排佛的欧阳修的赞赏。

这次旷日持久的儒佛之争，实际上却促进了儒佛的融合。宋明理学，正是沿着韩愈、李翱所开辟出来的路径，探究心身性命之学，援佛、道入儒而走上三教融合的道路。理学大家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虽然都曾在公开言论中颇为激烈地批评佛教，如朱熹指责佛家只知心而不知理，谓“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陆九渊则说“儒为大中，释为大偏”，斥佛家以生死宣教，“则私与利而已”。王守仁也讥讽佛教是口头上大讲“不着相”，实际上却离人伦避人世，岂不是“大着相”；而儒家则明人伦、讲仁义，才是真正的“不着相”。但是，究其对佛学精深的哲学思想的态度，均不乏有尊仰肯定之处，而且，在各自的学说著述中，都不同程度地融摄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营养，其中尤以陆九渊、王守仁为甚。所以说，宋元明时期儒佛之争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已进入既斗争又融合而以融合为主的新阶段，再没有发生过影响全局的大论争。至于在社会上曾不止一次地挑起的儒、佛、道三教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只不过是囿于各家的门户之见，互相指斥挑剔，希望受到封建君主的垂青，争夺正统地位罢了。

三武废佛 在上述两次儒佛大论争之间，还曾发生过历史上著名的“三武毁法”，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废佛事件。这三次皇帝下令废佛，曾给予佛教重大打击，佛教徒称之为“法难”。此三次皇帝下令废佛，虽由道士怂恿和其他政治经济等因素所促成，但是，深入考察就可以发现，儒学治国论者的推动和终于占居上峰，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只要看一看魏太武帝崇信的重臣是世族大儒崔浩、北周武帝衷心服膺儒典《礼记》、儒家宰相李德裕帮助道士说服唐武宗下令废佛，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灭佛事件，都是由受宠的道士和当政的儒臣结成阵线，而借助至高无上的皇权力量，共同打击佛教势力的举动。因此，三武毁法，显然也应视为儒佛论争中的一部分。

近现代状况 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挽救国家危亡的问题已成为举国上下人们思考的头等大事。况且，儒佛两家至此时已发生重大变化，皆早已属于“中学”范畴，它们之间的论争自然退居到次要地位，以至完全消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