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达为非道论》

东晋戴逵批评西晋元康放达派的论文。文章认为对名教要“达其旨”,而不“惑其迹”,元康放达派废弃名教,以放达为尚,是“捐本逐末”、“舍实逐声”,违背了名教本旨。认为“竹林七贤”的放达是“有疾而为颦”,而元康放达派则是“美西施而学颦目”,是以紫乱朱。他主张对儒家道家都要理解和掌握其本旨,儒家尚誉,意在举贤,如以伪装骗取名誉,就失去了荐贤的本意。道家去名,意在“笃实”,如行为狂放失检就会“情礼俱亏”。文章认为产生弊端的原因,不是儒家和道家的本旨有失,而是为弊者的错误理解所致。因此他主张对儒、道学说要“先辨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不能随心所欲。倘能如此则儒道可殊途同归。东晋以后,思想界开始对西晋玄学的流弊进行反思,此文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同时亦体现了其儒道融合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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