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性》(韩愈)

唐代韩愈关于人性论的代表作。收入《韩昌黎集·杂著》。中国学者很早对人性问题进行研究，并表现出不同观点。如孟子道性善，而荀子偏言性恶。周人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告子却主张人性不分善恶，并与孟子展开激烈辩论。

在先秦讲人性各家中，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命题。他既认为人性本来是相近的，由于环境和习惯不同才拉大差距，即承认后天教养的作用；何以又说上智与下愚不移?何晏、皇侃在解释此命题时指出：“若大而言之，且分为三，上分是圣，下分是愚。愚人以上，圣人以下，其中阶品不同”，谓能“随世变改”的，只有中人之性。孔子也曾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即承认上智下愚之间有一种中人品格。

董仲舒认可孔子的思想且加以明确表述：“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春秋繁露·实性》)圣人、斗筲之性不变，经过教化而能渐变为善的是中民之性，此谓之性三品(董仲舒)说。

韩愈的人性学说，是沿着孔子、董仲舒的思路加以承袭和发挥：“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这是明确的性三品说。不过他虽同意说“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却又承认通过后天教育和惩罚，可使“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从而提出“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的论点，重新肯定儒家德刑相济的教化作用。

韩愈论“性”还主张与“情”密切结合，认为“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性”的内涵有仁、礼、信、义、智五德；“情”则包含有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不同品格的人对五德的含量和七情的控制正相对应，故性三品(韩愈)与情三品相一致。

韩愈还认为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扬雄言“人之性善恶混”(见性善恶混)，内容是拘于单一，不能适用于三种不同品格的人，故批评说：是“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他则是在综合和扬弃各家论性的基础上，仍以性三品说为依归，这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同时韩愈论性亦不忘对佛、老的批评。他承认人可以有适当的情欲，反对佛教的灭情见性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