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直书

根据事实不加隐讳地撰写历史。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的史学观点。“直书”与“曲笔”相对。“曲笔”指撰史违真,以迎合权势者的需要。《史通》专设《直笔》篇,阐发实录直书意旨。实录直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正直人品。邪与正有别,曲与直不同。邪曲是人人唾弃的小人之道,正直是人人推崇的君子之德。以君子之德修史,才能做到实录直书。此理人人都知,但并非都能做到。原因在于“直如弦,死道边”(《后汉书·五行志》)。实录直书不仅会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的秽迹彰显于世,遗臭万年,还会使一些功臣明君的过失为世人所知。这就很容易冒犯当朝权贵,使身家性命遭到不测,“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史通》卷七)。“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同上)不少史家贪图眼前利益,“诌媚以偷荣”,至使“曲笔”成风,贻误后人,深刻揭露了“曲笔”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实录直书不易,但理当如此。从良史董狐开始,代不乏人。如“司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同上)等。史家应效法古代良史,“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同上),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就像烈士徇名、壮士重气节一样,宁为兰摧玉折,不做瓦砾长存。“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同上),为后人称道。指明实录直书不仅是一种方法,其中包含着史家的人格追求,只有有良心和无畏勇气的史家方可做到。这种思想把修史与修德结合起来,揭示出阻碍实录直书的社会原因,主张历史编纂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在认识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史学直笔的优良传统,对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仍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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