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刘禹锡天论书》

唐代柳宗元所写的书文。约写于谪居永州期间。其内容为论述天与人“其事各行不相预”的思想观点。始柳宗元作《天说》，斥韩愈关于人对于天“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的观点，说明天地元气均为自然之物，不能“赏功而罚祸”，人物的生存发展变化“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刘禹锡以为未尽天人之际，于是作《天论》进一步辨析，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柳宗元详读后作此书答复。他认为刘禹锡《天论》的基本论点与《天说》一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而刘禹锡的论述，“乃《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指出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说法不准确：①天之道在生植，但其生植为自然，犹如果蓏草木自然生长一样，并非为天、为人或为虫类而生植，故其与人意无关。“彼不我谋，而我何为务胜之邪?”②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作为天道的生植与作为人道的法制不相同。“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刘禹锡说天之能在生植，人之能在法制，这是判天与人为二的错误结论。③刘禹锡以旅行先后优劣证明“天人交相胜”，但旅行是人的活动，是人自身体力、智力不同造成先后优劣差别，不能成为天胜人或人胜天的例证。柳宗元同意刘禹锡关于天人相分的观点，尤其称赞其天“无形为无常形”的提法，而不甚赞同其“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柳刘对天的解释有区别，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有差异，但柳宗元对刘禹锡“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的非议，则稍见牵强。文载《柳宗元集》第三十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