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南宋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分类汇编。又称《朱子语录》。朱熹讲学问答之语，其弟子中97人各有所记，其中有无名氏4家。朱熹死后，各种语录汇辑本纷纷问世。宋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根据宁宗嘉定八年(1215)李道传编辑的《池州刊朱子语类》43卷、宁宗嘉定十二年黄士毅编辑的《眉州刊朱子语类》140卷、理宗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46卷、理宗淳祐九年(1249)蔡抗编辑的《饶州刊朱子语后录》26卷、理宗淳祐十二年王佖编辑的《徽州刊朱子语续类》40卷、度宗咸淳元年(1265)吴坚编辑的《建安刊朱子语别录》20卷等四录二类，互相参校，收遗正误，削其重复，以类编排，于南宋度宗咸淳六年刊为《朱子语类大全》140卷，即今通行本的《朱子语类》。书中所收朱熹语录，始于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终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朱熹逝世前一年。此书较详尽地保存了朱熹后半生30年间的许多论断，为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

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体系，论述范围很广，自天地万物之源，至一草一木之微，从自然界到人类本身，无所不谈。其编排次序为：卷一至卷三，论述了理气、鬼神、性理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宇宙的最高存在或本体，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卷一)。又主张理与气不可分，“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终究是以理为本，所谓“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卷一)。卷四至卷六，阐释了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在人性论上，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指出“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卷四)。卷七至卷十三，论述了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及教育思想。在知行关系上，主张知先行后，“论先后，知为先”，但注意“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论轻重，行为重”(卷九)。着重强调了“天理人欲之辨”，鼓吹二程提出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说教，提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卷十二)。在道德修养上，认为操存涵养与进学穷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提出“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卷九)。卷十四至卷九十二，分别论述了四书、五经，以明此理。卷九十三至卷一百二十四，阐述了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及朱熹自己和门人，视其为传道统者。卷一百二十五至卷一百二十六，斥异端，排释、老，以明道统。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三十七，为对宋与历代君臣人物以及政治、经济、法制、科举等制度的评论。卷一百三十八至卷一百四十，为杂类和论文、拾遗，其中主要保留了朱熹的重要的文学和史学思想。

该书内容十分丰富，析理精密，基本上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向为学者推崇。朱止泉评价说：“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夫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朱止泉文集·答乔星清》)黄榦也曾说：“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但其中也有许多不准确、欠妥贴和前后矛盾之处，所以黄榦又说：“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者，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同上)由于记录和搜求较详，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朱熹思想的精微极致之处，更可窥见其思想观点不断发展改定的曲折过程。

《语类》曾收入《四库全书》，版本很多，主要有：宋咸淳六年(1270)刊本，明成化九年(1473)陈炜刻本，清康熙间石门吕留良宝诰堂刻本、光绪年间《刘氏传经堂丛书》本、同治十一年(1872)应元书院刻本、广州书局本。日本近人冈田武彦等《朱子语类》合校本。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最新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