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儒学

元明儒学 元、明时期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主体的新儒学。创立于两宋时期的程朱理学，在元、明两代被立为官方哲学，成为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明中期以后，阳明心学异军突起，风靡思想界，将新儒学推向了顶峰。

元代儒学 元代是程朱理学广泛传播与普及，并且上升为官方哲学的时期。

传播 宋元鼎革，为兴盛于南宋的程朱理学的北传创造了条件。理宗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攻陷德安，俘获南宋理学家赵复，随军征集人才的姚枢将赵救出，送至燕京。《元史·赵复传》说：“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姚枢据以修纂成《五经要语》，广为刊行，由是北方学者皆得程朱之书而尊信之。姚枢和汉人将领杨惟中还为赵复建太极书院，赵复遂开北方书院讲授程朱理学之风。赵复又著《伊洛发挥》，以标其学问宗旨；著《传道图》和《师友图》，把自己列为朱熹的私淑弟子，建立了朱熹理学的师承传授体系。赵复对于程朱理学的北传有开创之功，遂由“南冠之囚”一跃而为“有元一代道学之冠”(李道平：《江汉先生祠堂记》)。程朱理学传入蒙古统治区域，给北方知识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学术空气，受到普遍的欢迎，程朱理学迅速传播开来。

普及 程朱理学传播到北方以后，很快出现一批有影响的理学代表人物。许衡从姚枢那里得见《伊川易传》、《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小学》等程朱理学著作，读之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此后，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以《小学》、《四书》作为教材，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敦化风俗。许衡非常重视“行道”，力图使程朱理学发挥承继中原诸夏文化传统的功能。他在《时务五事》中向元世祖忽必烈疏陈“立国规模”时，明确主张蒙古入主中原后应“行汉法”，采用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文物制度。他重视教育，以理学教授学生，为元王朝培养出一大批治国人才，“数十年间，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门下”(《许鲁斋集》卷六)。刘因最初以传统方法研治经学，总觉得不能穷究“圣人精义”，获读程朱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元史·刘因传》)，很自然地接受了程朱理学，并且提倡“遵道”，成为与许衡齐名的北方理学大家。与许衡、刘因南北呼应，吴澄、许谦等南方理学家亦大力弘扬程朱理学思想。此外，陆学亦在江西、浙东等地区流传。在大批学者的推动下，新儒学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特点与地位 元代理学具有如下特点：①在“天道”的政治内涵中注入“行汉法”的宗旨。元代理学家处于蒙古族入主中原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他们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保持中原的传统文化，建立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元代理学家从天道至尊的道统观念出发，提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的政治原则，从而为入主中原的非汉族政权树立了一个是否合乎正统的标准。只要蒙古政权推行汉法，就可以取得正统地位。而理学家亦得以在“卫道”的名义下，跨越种族的畛域，与蒙古族统治者建立政治合作关系。这样，理学既为汉族士大夫同蒙古贵族的政治合作提供了精神支柱，又为蒙古族统治中国提供了可以采纳和利用的意识形态。②在心性的社会性内涵中融入更多的儒家道德要求，突出践履之学。蒙古族征服者的大肆屠杀、掠夺、聚敛，对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社会道德的普遍沦丧，迫使元代理学家不能不更加重视社会道德的提升。相对说来，元代理学家总是把道德践履的伦理问题摆在比格物致知的认识问题更重要、更优先的地位，重视《小学》、《四书》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其心性学说亦增添了更多的儒家政治伦理内容，更加突出了道德践履之学，借以扶持纲常名教。蒙古统治者也看到了这种以道德践履为特征的理学可以作为箝制人民思想的工具而加以利用。事实上，理学作为道德践履之学的确具有压抑人性的功能。③元代理学具有经世致用性。元代理学的主流，并不十分重视义理的探索，而是重在义理的普及与运用，最明显的例证是元代特别重视《大学》。真德秀著《大学衍义》一书，前后有多种蒙文译本，成为“王者取法”的蓝本，而《大学》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则被当做修齐治平的手段。由于上述特点，元代理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汉族士人和理学家的建议，“以国朝(蒙古)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郝经：《陵川集·立政议》)，理学在元王朝立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至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制度，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程朱理学正式登上官方哲学的宝座，成为思想理论界占据支配地位的学说。元代理学实乃“元之所以籍以立国者也”(《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挽救汉民族文化危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功效。

明代儒学 明代是新儒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一方面，程朱理学盛极而衰，另方面，阳明心学异军突起，发展为显学，取代程朱理学而在学术思想界占据支配地位。

述朱期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推翻蒙古统治，建立了明王朝。为适应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的需要，明王朝实行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取士，“专取《四书》及《易》、《诗》、《书》、《春秋》、《礼》五经命题试士”(《明史》卷七十《选举二》)。而在意识形态上则确定以朱熹理学作为建国立制的根本指导思想，朱元璋多次诏示：“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引)明成祖朱棣命胡广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并在御制序中宣明，纂修三部《大全》的宗旨在于以朱熹理学统一全国思想，“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学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在统治者行政手段的干预下，明初成为朱熹理学的一统天下，学术空气异常呆滞。除了一味重复朱熹成说以外，几乎无所创新。诚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这种“述朱”风气因科举制度而得到强化，廖燕说：“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而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二十七松堂文集·明太祖论》)明王朝利用朱熹理学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也造成了明代理学的贫乏和空疏。由于朱熹理学的基本架构存在着理气、心性、知行二分的倾向，理论上本来就有不少破绽，加之其后学多株守门墙，只是一味“述朱”，殊少理论创新，致使朱熹理学日趋衰落。在“述朱”风气下，惟有曹端“特从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于造化之理”，虽“大旨以朱学为归”，然作《辨戾》对朱熹理气说提出异议，首开新风。薛瑄闻风而起，开创“河东之学”，其学“以复性为宗”，将心性问题作为讨论的重点，开始尝试以新的方向驾驭朱熹理学。吴与弼则刻苦奋励，“寻向上工夫”，而“得圣贤之心精”，创立“崇仁之学”，成为明代心学的“发端”。胡居仁“一生得力于敬”，其学以“治心养性为本，经世宰物为用”，虽不免“宗朱”色彩，但也对朱熹思想有所发挥。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明初学术思想初步展示出新的发展方向。

王学期 明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开始转向。《明史·儒林传》在论及明代学术思想的变迁时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从程朱理学的立场说，阳明心学是“别立宗旨”、“与朱子背驰”的“异说”。然从陈献章开始，心学思潮大盛，至王守仁而集其大成。陈献章“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提倡“静中养出端倪”《明儒学案·师说》)，将明代学术导入“精微”。王守仁早年从事宋儒循序格物之学，又出入老、释，而归本于孔孟，相继标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四句教的学问大旨，建立了心学体系，并形成阳明学派。在嘉靖、隆庆年间，阳明心学不仅成为学术主流，而且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清人陆陇其所说：“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三鱼堂文集·学术辨》)嘉靖三十二年底、三十三年初，由身居要职的阳明弟子徐阶、聂豹、欧阳德等人在京师召集的讲学大会，“与论良知之学”，逾五千人，不啻是对阳明学派实力的一次盛大检阅。

阳明后学 阳明心学亦不能无弊，“其教大行，其弊滋甚”。王守仁殁后，阳明心学即发生裂变，王畿、王艮、钱德洪等阳明后学在光大师门的同时，亦使阳明心学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导致了阳明学的分化，形成不同的派别。从学术思想的不同特点来看，主要有四派，即：①“良知现成”派，以王畿为代表，主张良知当下现成，一悟本体，即是功夫。②“良知日用”派，以王艮为代表，提倡百姓日用即道，认为道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③“良知归寂”派，以聂豹、罗洪先为代表，认为心之本体虽无动静，但只有静才能存得心，主张以虚静为修养功夫。④“良知修正”派，以欧阳德、邹守益、钱德洪为代表，反对良知现成派，强调修养功夫。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良知现成”派归入浙中学派，把“良知日用”派归入泰州学派，把“良知归寂派”和“良知修正”派归入江右学派。何心隐、李贽等泰州学派的后学，更使阳明心学发生变态，逸出纲常名教的羁络，而被视为“异端”。晚明的阳明学者多具“逃禅”倾向，走向禅学的空虚境界，造成虚无主义和清谈学风的泛滥，使阳明学愈加衰落。明末虽有刘宗周这位阳明学殿军而使阳明学一度重放光彩，然终因“空疏无用”而为明清之际的新思潮所抛弃。

气学 北宋张载创立了气本论的理学体系，即所谓气学。张载以后，气学趋于沉寂。至明代中期，在心学兴盛的同时，一批理学家另辟徯径，更多地强调气学思想。罗钦顺提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困知记》卷上)。认为“理只是气之理”，只能“就气上认取，”但又不能“认气为理”(《困知记》续卷上)，承认理和气是对立统一的。王廷相提出“气者造化之本”(《慎言·道体篇》)的命题，把所谓“气本”视为哲学上的“头脑”问题，主张将“气化”引向“气本”，而反对在“气化”之上另有精神性的主宰。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气学思想为明末清初王夫之哲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地位与影响 明代新儒学实以阳明心学为主流，通常举阳明心学即足以代表“明学”。阳明心学是继程朱理学之后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阳明心学高扬了个体意识和主体精神，具有反权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中国近代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很重视阳明心学中所包含的促进思想解放的积极因素。阳明学在明中叶以后传到日本，并成为显学，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