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纂修

清中叶的一项重大文化举措。《四库全书》的编纂，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它有康熙、雍正以来雄厚的国力做基础，另一方面还有自康熙中叶发端的总结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风气为渊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清廷开馆修书，迄于四十九年十一月内廷四阁庋藏本缮竣，历时10余年之久。倘若再加上江南三阁藏本的续缮，以及内外七分藏书的撤改、复校，则已绵延至高宗退位。《四库全书》汇中国历代典籍于一堂，经史子集，包罗万象，著录图书共3400余种，计79000余卷。而未予著录，仅存书名于《总目》者，则多达6700余种，计93000余卷。其卷帙之浩繁，不惟远逾清初《古今图书集成》，而且亦掩唐宋以来《太平御览》、《永乐大典》诸大型类书而上，成为中国古代一部规模最为宏大的丛书。与之同时，书馆尚辑有《四库全书荟要》20828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四库全书考证》100卷。《全书》编就，一式七份，分藏北京文渊、文源及承德文津、沈阳文溯、扬州文汇、镇江文宗和杭州文澜七阁。

《四库全书》的纂修，本是一桩文化盛事，然而清廷为维护统治利益，竟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书籍逆流。20年间，文字狱遍于国中，横遭禁毁的典籍数以万部计，实为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所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对于尔后的阅读、利用、研究，皆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文化专制，其恶劣影响已远远逾出图书编纂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有不可宽宥的人为过恶，其间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