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外传》

明末清初王夫之撰。共7卷。前4卷论卦，第五、六两卷论《系辞》，末卷论《说卦》、《序卦》、《杂卦》。清顺治十二年(1655)王夫之避兵常宁山寺时作，企图以《易》理作为其“出入于险阻”的“精义安身之至道”(《周易内传发例》)。

《周易外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哲学思想：①对“道器”、“象道”、“体用”等范畴做了唯物主义分析。王夫之不赞成朱熹将形而上之“道”作为“生物之本”，形而下之“器”作为“生物之具”。他认为道与器并不是两种单独存在、互不相关的实体：“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并明确指出：无其器则无其道。从而在物质性的“器”的基础上解决了儒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道器关系问题。与此同时，他还认为道与象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而是耳目与聪明的关系，即体用关系。因此得出了象外无道的结论。“体”与“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通过事物的作用，认识其本体(本质、规律)。从这个意思上讲，器是“体”，道是“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②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与运动。任何事物都要凭借一定条件才能存在，这种条件性就说明了事物之间的互相依赖和普遍联系。所以他说：“物物相依。”“可依者有也。”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皆无妄而不可谓之妄”。事物相互联系是运动的结果，故提出了太虚本动的命题：“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他反对“禁动”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运动对人的身心修养也极有益：“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事物运动的原因，在于内部的阴阳对立统一。但是阴阳之间并不是“截然分析”不相联系的，也不是只有斗争与对抗而没有协调与和谐。“和顺”是矛盾和事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既然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那么它们就必然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新陈代谢过程，故又提出了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命题。③强调“珍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夫之批判了佛教的“了生死”和道教求长生不老的生命哲学，认为生与死像昼与夜一样是客观的自然过程。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就要珍视自己的生命：“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珍生的目的在于“延天以祐人”，即把握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

本书最初刊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所刻《船山遗书》。同治四年(1865)曾刻本、1933年太平洋本《船山遗书》均载，还有上海环福地书局本。中华书局1962年和1976年先后出版过繁体字本及简体字本。岳麓书社1988年新版《船山全书》编入第1册，以嘉恺抄本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