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介绍】：
中国近代思想家、学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以追随其老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而著名于世，两人并称“康梁”。又由于他学识渊博，传播西学和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尤有贡献，其著述曾影响了一代人，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生平和著述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到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学，阅读大量的经、史、子、集，奠定了汉学的基础。17岁中举。次年，即清光绪十六年(1890)赴京会试，归途于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眼界大开。秋，与陈千秋同访康有为，极为折服，从此终身追随。之后，于上海专撰《时务报》，又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鼓吹“兴民权”、“变官制”，实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时期，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后主编《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主张立宪保皇。又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编纂多种学案，批判封建思想，抨击当政的守旧派，在当时知识界影响颇大。但因坚持改良主义，与革命派进行激烈的论战。连续发表了《开明专制论》、《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表明其思想日趋保守。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织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1917年顺应时代潮流，再而反对张勋复辟。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任财政总长。1918年底去欧洲旅游，返国后著《欧游心影录》，宣称欧洲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晚年息影政坛，从事著书讲学，执教于清华学校研究院，且一度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并在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著作内容甚为广泛，举凡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理财学、社会学、文学、佛学、经学等，均有涉及，其数量近2千万字。如有：《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合集》(1936年、1941年重版)是为收录最富、校订较精的本子，共有148卷。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选集》收录了他的代表作。
学术观点及活动 大致有下列5个方面。
服膺进化论鼓吹变法维新 梁启超对于从西方传入的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学说，极为信服，很快运用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事业。认为天在变，地在变，生物在变，人类在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变法通议》)。强敌压境，形势逼人，变法维新势在必行，“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同上)，并认定无论自然或人类社会，新陈代谢的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开新则强，守旧则弱；物新则壮，旧则老败，天道人道定然如此。因此，他要求统治者掌握维新变法的主动权，认清变法图强的必要性、紧迫性，顺应世界时势的发展。上述观点是对封建统治者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驳，为变法维新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强调“惟心”提倡先验论 梁启超曾表示既反对唯物主义，亦反对唯心主义。但究其实，他强调“惟心”则是明显的。1899年所写《惟心》一文，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把物质世界看做主观精神(心)的产物。因此断言天下不存在“物境”，只有“心境”而已。在认识论方面否定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新民议》)；“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德育鉴》)。无怪他极力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为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堕入了先验论的巢臼。
批判“帝王中心论”首倡史界革命 梁启超激烈地批判和否定封建史学的“帝王中心论”(即封建正统史观)，认为以往的史书不过是“帝王的家谱”，记载朝廷兴盛衰亡的历史陈迹，目的亦仅供君王之浏览，于国家社会毫无借鉴作用。故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新史学》)他主张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承认客观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发生作用，历史并非扑朔迷离、纷歧淆乱的。他后来又放弃这一思想，认为历史乃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甚至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用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地理及年代》)又说历史是英雄豪杰所创造的，“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传记磅礴充塞之”(《自由书》)。
传播西学做启蒙宣传 梁启超热情介绍和传播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学术思想，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清末民权运动中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他介绍了卢梭的《民约论》，强调国家乃是人民的公产。又热情宣传天赋人权论，认为人人皆有天授的自主平等之权。而国家是积民而成，欲使国家能安富尊荣，则必须讲求新民之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所以他“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牗新知”(《自励》)。他先后撰述《政治学学理摭言》、《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意大利战国三杰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尊孔崇儒高扬东方文明 梁启超关于孔子和儒学的观点，前后期变化很大，评价不一。就其全体而言，仍属于尊孔崇儒的阵营。早期依附于康有为，笃信今文经学，极力礼赞孔子，称孔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改革家。其目的是利用孔子和儒学为变法维新运动服务。这种尊崇和颂扬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后，到1902年前后，他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的进步学说，因而思想有相当大的转变，对孔子和儒学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有所审视，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对之做实事求是的批评，指出：①孔子滥用强权而杀少正卯，扼杀思想言论之自由；②孔子崇古保守之念太重，述而不作，甘为古人之奴隶；③定儒学为一尊，实为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④历代君王利用儒学的“严等差、贵秩序”，宰制天下，而儒教亦专为君而不为民说法；等等。但他亦未因此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而是主张尊重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大学问家、社会教师的本来面目，“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教义与佛教、基督不同，它并非一般宗教教义，而是关于如何做人、治国的学问，只要世界有政治、教育、伦理、哲学，就有孔教，所以孔教是悬日月、塞天地，万古不灭，永恒伟大的。当“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极大变化。他对“专打孔家店”的口号极为反感，认为这是根本把儒家道术的价值抹煞的“新奇偏激之议论”。又在考察了欧洲“科学破产”的现实之后，重新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不遗余力地重塑孔子和儒学的形象，反驳科学万能主义，目的在于高扬东方的文明。他认定：①二千年来所产者，无一不受赐于孔子。苟无孔子则中国当非中国，世界当非世界。“而孔子之因时的政治，可以善当时之中国，可以善二千年讫今之中国，且可以善自今以往永劫无穷之中国也。”(《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②孔子的教义为人生哲学，为陶冶人格至善之鹄，诸百周备，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之终身而不能尽，全世界无论何学派，未见可以与其比美的。③儒学道术乃修己安人的学问，是诚正修齐治国平天下的功夫，这是国家长治久安不可须臾或缺的法门。④从东西方文化比较而言，西方虽物质文明发达，然已存在着“精神饥荒”，如同宇宙物质的大轮子缺少了动力，缺少安身立命之具。“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⑤现时认为最有价值的学说，如民主自由，如社会主义等，不是外来，原是中国所固有。如中国秦汉以降的人民自由权超过法国大革命时的欧洲人；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倡导只近百年间，“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先秦政治思想史》)。所以，梁启超断言中国的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学说，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的位置。梁启超的尊孔崇儒与封建卫道士大不相同，虽含有某些错误，但基本上有进步意义。